“最衰逆行者”马云惨遭逼捐 背后折射出对慈善的误读
导语：天津爆炸事件发生不久，很多明星在微博上开启了祈福模式，并争先恐后地捐款，而阿里巴巴的大掌柜马云既没有点蜡烛也没有发声明要捐款，成了“最衰逆行者”，众网友按捺不住在其微博下排队“逼捐”，掀起了一场关于道德的骂战。
有一种廉价的参与叫逼捐
这样逼捐的功力相当了得，在一轮又一轮的企业捐款排行榜和名人捐款排行榜轰炸下，多少人不得不顺从舆论。而每一次逼捐的成功，都成为庶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胜利。在这场对主流成功复仇的慈善逼捐浪潮中，普通网民带着善良的愿望，以为帮助了灾民。
对任何一场灾难而言，有更多的民间互助永远值得期待，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捐款多多益善，捐款到位时间越快越好。但如果逼捐仅仅止于欣赏富人出血，而不关注最终的效果，其成果无疑是事倍功半。事实上，慈善更多地应该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事业，公众的关注点，本该落在平时的慈善机制，让他们眼中的富人们，视慈善为日常的责任，而不是刷存在感的“规定动作”。【 详细 】
不仅仅是道德绑架
公众对于一些明星或公众人物的“逼捐”，几乎都是挥舞着道德这根大棒对其进行指责，批评他们爱心不够、道德不高，恨不得他们能“倾囊相助”。将道德与捐款数额多少挂钩。这样的标准显然有失偏颇。笔者看来，给与者是否自愿主动，才是判断其道德高低的标准，而并不是看其捐赠数额。捐10万元与捐1000万元，虽然二者数额悬殊巨大，但本质上说，都是自愿的捐赠，都是高道德行为。而倘若给与者不是出于自愿，是被动的给与，那么即便其捐赠数额巨大，道德也会有所打折。
再者，慈善并不是每个人的义务，救济也不是每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对于那些明星人物来说，他们也没有必须做慈善的责任和义务，即便他们有着公众人物的地位和光环。不可否认，这些大牌的财产的却不少，但这是人家的合法收入，是私人财产，如何支配使用也是个人的权利，外人无权干涉。事实上，比这些打牌明星有钱的富豪商贾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没有公众人物的光环，因而便没有受到公众的“特殊关注”。从这一点来看，公众对于这些大牌明星们的态度，是否显得过于苛责了？
每次灾难过后，都会出现一个“捐赠排行榜”，这无意中强化了这种以捐赠数额为中心的道德量化标准，而这显然是有悖于慈善的本质与内涵。健康的慈善文化，有赖于一个健康的慈善环境，同时也有赖于每个人对慈善有清晰的认识。
折射出当前慈善的社会焦虑
理性地看，这些言论不仅偏激，有的甚至是直裸裸的要挟，属于典型的道德绑架。慈善并非哪个人的法律责任，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他人捐赠，或者向谁捐赠，以及捐赠多少。而从慈善的伦理来说，捐了是情分，不捐是本分。
当然，慈善也是一种社会担当，尤其是拥有大量社会财富、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成功人士，确有必要通过慈善的方式向社会回馈，通过兴教助学、扶贫助危、保护环境、发展文化等公益项目，让更多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分享到社会财富。这也事实上确立了名人、富人的社会责任，放眼世界，名人富人确是社会慈善公益捐赠的主要来源。从这个意义来说，网友向马云等名人发出“逼捐”的声音，也多是出于这一期望，只是表达的方式欠妥当，同时，对慈善的理解也有所偏差，如果动辄打上“仇富”的烙印，何尝不是另一种暴力表达。
马云不乏“最慷慨”的一面未必就是刻意被人忽视，更大程度恐怕还是其慈善基金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够大。推而广之，以其为代表的富人名人，慈善公益的规模以及运作，还没有赋予社会群体以切身的现实体验，未能彻底改变富人不“慈善”的固有印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一有大的灾难，便惦记着富人的荷包，正是慈善的社会焦虑，我们对慈善的浅表化理解，暴露无遗。(扬子晚报)
为什么说“逼捐”是个毁三观的事儿?
首先，以善良为出发点的“逼捐”往往带着对成功人士的复仇心态，其实对资金最终去向和用途漠不关心。一部分民众将财富等同于梦想，他们对富人既眼热不已又恨之入骨。在他们眼里作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养活了一部分企业工人，但没有承担带动后富的社会责任，所以，在任何时候钱都应该他们出。
其次，“逼捐”是一种道德绑架，也是极危险的做法。任何一个没有放弃自我与内心骄傲的人，都不会这么做。胡适曾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说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然而一个干净的国家，人人都不讲规则而谈道德，不出一段时间，马上就会变得伪君子遍地而道德难寻。“逼捐”，需要我们警醒。
最后，将“慈善”和“炫富”等同，无疑是民众在推诿责任，但造成这种恶果却双方都有责任。富人借慈善高调炫富的有多离谱，公众就将慈善与自己撇清的有多彻底，最终富人承担骂名，民众也难逃道德审判。(中国青年网)
慈善不是“以富之名”，能力不分大小都有责任。“逼捐”马云看似毫无成本，高喊的是“道德”的口号，流失最多的也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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