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信:乡村建设是农村自杀老人的“还魂丹”

    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中国青年报 7月30日）

    在农村，没有老人是正常死亡的，这种说法虽然夸大其词，却凸显了农村老人自杀的严峻。这一观察得到了数据支持，据推算，我国自杀率约为十万分之二十三，年自杀人数在28.7万左右，其中农村人口自杀率是城市人口的3倍，而两千年以后农村老人取代农村女性成为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与儿媳失和自杀，生病“磨不过”自杀，不想变成累赘自杀，甚至儿女希望老人自杀，农村老人被逼到非死不可的绝路。

    从医学角度来看，老年人生理和心理退化严重，容易出现抑郁、孤独、焦虑等病态人格，容易被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击败进而自杀。

    从社会学角度说，之前政府权力曾全面介入农村，中断了宗教信仰、宗族传统，家庭结构被彻底毁掉，但之后政府又退出了村庄，不再代替家庭承担养老责任。于是，农村老人被流放到尴尬的位置：向过去看的话，与政府、家庭的关系日渐疏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美好的幻影；向未来看的话，以市场经济为动力的现代社会里，没有为农村老人留下位置，他们很难像父辈那样“过日子”，缺乏对生活的预期。

    农村老人不怕自杀，他们儿女不会愧疚。显而易见，人们与农村、农村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如今已是找不出头绪的一团乱麻，在逼仄环境活下去需要勇气，也让农村老人更容易绝望。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1亿。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透露，截至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农村老年人自杀已成为社会的累累伤痕，只有及早进行自杀干预，才能避免死无葬身之地。用养老制度保证老有所养，用医疗制度化解疾病困厄，用照护制度照顾失能老人，但是，这一切都得纳入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只有重新梳理农村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才能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乡村建设可以让农村找回传统。宗族制度会让孝道回归，一定程度上的熟人社会里，老人和儿女的代际差异会减轻。重拾信仰会让人们有所敬畏，对来世的想象会让人更好地生活。主张权利可以保证生活质量，就像组建老年人协会，让老人重拾活的价值。

    其次，乡村建设需要政府提供新资源。政府为农村老人提供与城市一样的医疗、养老保障，有了制度保障，看得起病，养得起老，谁会自杀。同时，农村正处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剧烈转型期，家庭外部和内部的关系时常起冲突，可以从城市引进社团和义工，作为村庄运转的润滑剂。而且，帮助老年人融入现代社会，有助于减少自杀的极端现象，化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减轻缓解城镇化带来的“现代病”。

    故此，为了拯救绝路上的农村老人，当下的乡村建设，既要重拾传统的一面，也要注入现代的一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旧关系顺畅融合的农村桃花源，方可真正为农村老人留住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