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三）
“改革戏必须大家唱”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三）
1984年10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街头发放《民意调查表》。 （资料图片）
“改革是需要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已经创造了无数辉煌。我坚信，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辉煌。”
——习近平
“守旧未必风平浪静，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改革的拥护者，做改革的实践者，做改革的清醒者，做改革的保护者”。
30多年过去，正定许多干部群众仍对习近平当年常说的话记忆犹新。
他开全省大包干先河，为企业松绑放权，推出震动全国的“人才九条”，为正定发展破局开路。
改革之路从无坦途。习近平说：“改革者的责任，正是率先冲锋陷阵，带领群众前进。”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开全省大包干先河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平的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敢不敢迈出这一步。”
——习近平
1982年秋季的一天，时任正定县县长的程宝怀同县委主要领导到里双店公社调研。没成想，公社干部没管住嘴，把时任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里双店悄悄搞大包干试点的事说漏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冒尖犯错误。”这位领导说。
那时，700多公里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被称为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搞了3年多，但由于“省里没精神，地区没布置”，正定还没有推行大包干。
结束调研，回到县委，程宝怀三步并两步跑到习近平办公室：“咱们搞大包干试点的事露馅了。”
“先别紧张，我去找他通通气。”习近平似乎早有准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搞成功了，应该表扬。”
对于里双店公社厢同大队，习近平十分了解，他是几经调研、反复斟酌后才选定在这里搞大包干试点的。
“当时全县所有大队，我们的收入排倒数第一。”厢同大队会计钱贵香时年33岁，“家里5口人，干上一年只能分二三十块钱，口粮没富余，棒子面山药面混着吃。”
钱贵香记得，大包干前，几十个人同拉一辆车的怪事经常有。由于社员们积极性不高，粮食收装不及时发霉变质是常事。
大包干搞不搞？此时的河北，所有的县都在观望。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平的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敢不敢迈出这一步。”习近平和县政府主要领导商量，“大包干是现阶段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最好办法，也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河北还没有启动，咱县能不能先行一步，搞个试点？”
“在当时的环境下，冒尖搞大包干的政治风险很大，搞不好就要被摘乌纱帽。”回忆起35年前的那次谈话，今年81岁的程宝怀对习近平当年的改革勇气充满了敬佩。
19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习近平召集县委农工部农村政策组组长张成芳等几名干部开了个“闭门会”，交给他们一个秘密任务：去凤阳，把小岗村的经验带回来。
揣着习近平写的介绍信，几天后，这几名干部来到了小岗村，亲眼目睹了大包干带来的大变化。
回来后，在习近平的指导下，张成芳拟好了大包干试点方案，来到厢同大队征求意见。
地头插上灰橛，撒上白灰标线，确定“四至”，登记入册。钱贵香在自家的6亩承包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抓一把土在手心里搓了又搓。
“大包干试点就像卤水点豆腐，一点就成！”张成芳说，混工分、磨洋工成了历史，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齐下地，种地如绣花。
这年秋天，钱贵香家大瓮里的粮食装了个满满当当，“全村老少都念习书记的好！”
那一年，推开大包干的里双店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农民年人均收入由210元增加到400多元。
看到里双店公社的变化，听了习近平的解释，县领导班子统一了思想。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
大包干推是推下去了，但疑问还悬在许多人心里。
“大包干会不会有今年没明年？”“大包干会不会包出事？”……
1984年1月22日，西柏棠乡西柏棠村一处院子里，五百多名村民人头攒动。
站在院子中间的，是当时已担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实行大包干以后，西柏棠村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干部群众心里一直不踏实，就怕这好政策不长久。不少乡亲种麦不敢施足肥，怕来年政策变了，收不回肥料钱。
村干部也吃不准，看上头往哪儿领，1983年和村民们签订土地联产承包合同时，村党支部书记王臭货在合同上又加上一句：“上级不变咱也不变。”
习近平就是为解开大家心里的疙瘩而来的。
“院子里设了个简易讲台，大喇叭声开到最大，老乡们伸着脖子，支着耳朵，大伙儿都不想错过习书记说的每一句话。”时任西柏棠乡党委书记的赵建军至今也忘不了那一幕。
“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者少包土地的，可以将土地交给集体统一安排，也可以经集体同意，由社员自找对象协商承包……”
怕人们不明白，念完政策，习近平又用大白话“翻译”了一遍。
“习书记的话咱听明白了，往后大伙儿就放心大胆地干！”王臭货带头鼓掌。掌声热烈，经久不息。乡亲们围着习近平，问得仔细，习近平逐一解答，认真耐心。
“我早跟老婆子说秋种的时候多加点肥，她还不听……”人群里有人抱怨，引来一片笑声。
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大踏步前进。1985年，全县农业总收入达到4.3亿元，比1982年翻了近两番。
顶压力、冒风险的改革，习近平还推行了很多。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多种经营、实施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习近平用行动诠释对改革的担当：“怕担风险，还没抬腿就怕摔跟头，那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干不成。”
而对于那些在改革中有担当、敢负责的干部，习近平则为他们撑腰打伞。他说：“各级干部要做改革的‘保护伞’。改革既然是创新，大家希望成功，也难免会出问题。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给企业松绑放权
——习近平
1984年早春，时年45岁的刘成永承包了正定县养鸡场。
国家提供4万元资金，养鸡场原有汽车、设备、场地一并交付，按照当时县里的说法，承包县养鸡场“年底只要能上交1分钱利润”就行。
“1分钱承包”国营企业，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划算。刘成永回忆说，当时的县养鸡场亏损78万元，这个国家投资250万元、占地400亩的国营企业已山穷水尽。
机械化设备，喂食、取蛋全部自动化，300多间鸡舍全是新瓦房……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营企业，怎么就成了亏损大户？1983年冬，习近平和县农牧局局长王香文趟过枯草，来到沙滩地上的县养鸡场。
“国家投的巨资，不能这么烂在沙土地里。”调研后，习近平开出药方：找到能人，就能收拾这个烂摊子！
1984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寒风刺骨，城杨庄村的三间小土房里却暖意融融，养鸡能手刘成永正在家侍弄着25只鸡。
“刘师傅在吗？”叫门声起，刘成永开门一瞧，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站在寒风里，满脸带笑，一双大手握过来：“快过年了，我来看看您！”
来人正是习近平。
“我早听说了，大冷天儿，全正定只有你家的鸡还在下蛋。”两人促膝而谈，习近平鼓励他承包县养鸡场。
“县委书记上门来看望咱一个农民，还把这么大的一个国营企业交给我，这样的信任让我还能说啥？”如今已77岁的刘成永回忆说。
走马上任后，他很快找到了养鸡场的症结：机械化设备中看不中用；鸡舍虽多但面积过小，无法满足养殖需要；70多个工人多是没经验的生手……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刘成永大刀阔斧地改革——辞退不能干的人，发动12户合伙人集资入股。几个月后，一笼笼雪白的尼克雏鸡破壳而出。
“习书记特别关心养鸡场，隔一段就要找我问情况。”刘成永记得，习近平经常把他叫到办公室，每次都问得很仔细。
当年，养鸡场扭亏为盈，实现纯利润6万多元。
“改革是一项群众性的探索、创新的事业。”习近平说。正定要发展，需要更多能人站上改革舞台。
“决定企业性质的是所有权，而不是经营权。‘两权’不仅可以而且应当适当分开。”习近平认为，“只有在思想上‘五破五立’，扩大企业自主权，才能增强企业活力，这是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83年底的一天，时任县经委主任的郭丙振和习近平一起到县木制厂、制酒厂调研。看着一家家半死不活的国营企业，习近平问：“老郭，你怎么看？”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5万元都要县财政局批准，人事任免权卡得更死，调动一个工人得主管部门同意，赶上生产任务重的时候，不知耽误过多少事儿。”曾在企业工作过多年的郭丙振深知企业的难处。
听完老郭的话，习近平干脆地说出四个字：“松绑放权。”
“习书记摸准了企业发展受阻的病灶，具体而深刻地指明了体制改革的方向，我心里一下子透亮了。”郭丙振回忆，在接下来的5天里，他一口气拟出8个书面报告。
1984年，《正定县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设想》印发，全县工商业自此实行“五权放开”：人权、经营权、工资权、价格权、奖金权全部交给企业。
1984年6月，在全县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一包三改”。
“一包”，就是包翻番指标和各项经济指标。承包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小组，也可以班子集体承包，采取自荐、选聘、投标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三改”，一是改企业干部委任制为选聘制，二是改工人固定录用制为合同制，三是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
谁承包谁组阁，不受全民与集体、干部与工人、城市与农村身份限制。改革新政彻底打破了阻挡能人登台的最后一道门槛。
县经委及时跟进，拟定承包准则，核心内容是：以企业固定资产增值、利润、税收增比等三大指标为基础，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实际完成数额发放奖金，奖金“上不封顶”。
热情高涨的承包者们蜂拥而至。但问题也随着来了：在一些企业承包过程中，“价高者得”成了“价格虚高者得”。
县电子元件厂领导班子换了4次都没有给企业带来转机，期间还因管理混乱发生过3起火灾事故。
“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必大惊小怪，而应该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习近平说，“改革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而起。一方面要依靠和发挥下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对于县直企业已经进行承包的，要搞好修改、补充、完善，指标定得过低或不合理的，要进行调整。”
很快，县经委给每个承包企业制定出保密的“标的”，确保了承包方案在合理范畴内。
县电子元件厂最终迎来了真正能胜任的承包者——张士龙。
坚持“用才不用派”,打破“大锅饭”，拉开奖金系数，进行技术革新，大手笔引进日本先进生产线……张士龙出手不凡，不到两年，厂子打了翻身仗。1985年，创造利润501万元，比1984年翻了两番。
从选拔能人，到“五权放开”“一包三改”，改革利好政策接连推出，改革“弄潮儿”层出不穷。但对于这些改革者，当时也有不少人指指点点，甚至横加阻挠。
此时，一位名叫姜世谭的改革者在全国成了“名人”，出名不是因为功劳大，而是因为争议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