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有四大“流动性”优势

　　如世界银行把人均GNI（国民收入）不低于12616美元作为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参考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超越不了这个数值，则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中国人均GNI为5740美元，已经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若按PPP（购买力平价，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计算，则为9210美元。

　　如果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这将改变全球格局，因为目前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大约占全球人口20%，而中国有近14亿人口，也占全球20%，这将意味着占全球40%人口的经济体步入了高收入行列。虽然这似乎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规律，但若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和势头看，却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

　　高储蓄、勤劳动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在全球名列前茅，目前仍有50%左右，这也造就了中国投资的高增长。而过去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日本、韩国等，也是高储蓄率国家。高储蓄所对应的，就是节俭消费，这方面海外华人的节俭与当地人的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从周劳动时间看，国家计生委《2012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披露，中国2.3亿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平均每周工作54.6小时，而中国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5个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人平均约为40小时，日本41小时，而欧洲国家则平均只有37个小时，荷兰最少。我们发现，全球除美国之外的四个制造业大国——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均有一个共同的资源缺陷，即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或许正是因为自然禀赋不足，才促发了生存危机感和勤奋劳动的天性。因此，这四个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全球货物的出口贸易大国。

　　此外，中国与韩国和日本一样，都非常重视教育，学生的学习勤奋度也是全球少见的，尽管中国的公共财政在教育投入占比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新增大学生的大规模增加，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727万人，比2013年再增加28万人。这些高校毕业生的陆续就业，将有利于今后中国的产业升级，因此，当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断收缩的时候，教育红利又将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动力。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将历届奥运会总奖牌进行累计，发现只有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进入前20名，分别是第6、第13和第16。中国、韩国参加奥运会的次数相对少，故实际名次应该还可以靠前。而同属亚洲的人口大国印度，总奖牌排名却在第49位。尽管奥运会的奖牌与勤奋度的相关性不是很大，但至少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参与全球体育竞技项目时的一种进取心，这与宗教无关，却与我们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有关。在东亚国家中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步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的，恰好都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

　　“四大流”全球第一

　　除了勤奋这一非体制性因素外，中国还具有与体制关系不大的四大流动性优势。何谓“流动性”？经济学的解释是指某种资产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或者变现的难易程度。由于现金不用转换为别的资产就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或清偿，因此被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在投资学上，证券化资产的流动性越好，则风险溢价越低，则估值水平就可以越高。实际上，除货币流动外，货物和人力资本的流动也会创造财富，刺激广义流动性是全球经济繁荣的基础，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就是依靠资金流、物流和农民工流来拉动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流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首先，我们有全球最大的人口流，人口的流动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西方看好印度经济的增长潜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但同时会发现，越是贫困的地方，人口密度越高。中国是“人往高处走”，贫困地区人口密度就比较少。比如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人口不断流失，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在2001年至2012年的11年中，河南、四川、安徽、贵州、广西等五个中西部省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而湖南、湖北、吉林、黑龙江、陕西和甘肃六个省份的人口也只是微增，如果剔除出生和死亡因素，也属于人口净外流省份。人口的净外流，不仅包括低端劳动力，更包括中高端的技术型专业人才，这从中西部地区高校在过去10年中的排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中可见一斑。目前广东省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经济发达的京、沪、深三大城市的人口流入量也最大。

　　第二是货物流，且不说中国国内的高铁和快递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仅外贸去年中国出口第一，进口第二，进出口规模是全球第一。印度的出口规模在全球排名只是第19名，它的出口额只比我们深圳多一点。

　　第三是货币流，中国的M2总量全球第一，且增速也远高于西方国家。这也体现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活跃度。说明中国人不仅勤劳好动，而且喜欢从事金融活动和热衷于金融交易。把今年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前四个月的股票交易额进行年化，会发现深交所今年将达到七倍的换手率，远超纳斯达克的交易规模，而上交所可以达到六倍的换手率，远超纽交所，中国的资本市场交易规模也是全球第一。这对于提升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是非常有利的，对我们提高资产证券化比例也是非常有利的。

　　这么高的换手率表明，中国的投资者有非常强烈的流动性偏好，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年换手率不到10%，而作为人均GNI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的巴西，股票投资者总数只有55万人。所以，相比德国和日本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将慢慢形成以投资银行为主导直接融资体系。

　　第四是信息流，尽管相比美国和欧盟，中国的信息流还没有足够大，但从发展势头看，信息流爆发式增速所形成的数据规模，有望让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一大新的红利。目前中国网购金额和数量已经全球第一，2012年中国手机网民数量就达到4.5亿，智能手机数量中国也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因此，作为最大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中国未来在大数据方面的红利不可等闲视之。

　　更需要制度改善

　　尽管中国具有上述四大优势，但由于制度性障碍，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如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更便捷地流动。根据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流动报告2014》的数据，中国的流动人口仍然向北上广集聚，因为那里的就业机会是最多的，公共服务也是最健全的。中国目前大城市率水平只有20%左右，远低于美国的42%和日本的65%。

　　又如，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猜测中，一种较为一致的判断是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这两者对资金的使用效率相对较低。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券余额占GDP之比为125%，而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债务余额是68万亿元，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的债务余额仅12万亿元，可见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严重失衡。

　　再如，各级政府部门和各部委之间信息相互分割，既不向社会开放，也不彼此共享，导致中国信息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信用经济，信息共享可以极大提高社会办事效率和企业的投资、经营效率。

　　因此，我们应该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的成因进行认真分解，看看到底哪些是体制性、制度性因素，哪些是非体制性因素，包括民族、文化、习俗等。与其他国家的居民相比，中国人更像“经济动物”，这就可以理解，在黄色人种里，为何高收入国家都集中东亚儒家文化圈了。

　　总之，中国经济需求政府和老百姓共同努力，同时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优势，克服劣势。只有这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李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