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 每年新增7.6万家庭

　　50多岁的王晓莹(化名)永远记得2014年的一天，那天，她唯一的女儿永远离开了她。

　　王晓莹是中国百万失独父母中的一员。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

　　走不出中年丧子的哀痛，无处安放的暮年，往往让他们陷入绝望的泥潭。从2013年起，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直面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通过心理工作坊等创新方式，探索出了一条失独父母的心理救赎之路。

　　红枫中心注册于1996年，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它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单亲家庭子女、失独家庭等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开展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项目、地震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等。

　　今年7月，红枫中心的“失独家庭心理关爱项目”入选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社会创新项目百强。

　　 “不怕死”的父母，等不到的未来

　　8月12日，王晓莹接受了红枫中心志愿者的入户访谈，此时距离女儿离世将近一年。心理咨询专家、志愿者们爬上一段狭窄而陡暗的楼梯，在她家门前敲门许久，门才打开。

　　王晓莹的短发已经花白。不大的屋子里摆放着各色洋娃娃，冰箱上贴满了一个女孩从小到大的照片。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志愿者轻声赞叹。而女主人哽咽着回答：“人家都说这两口子长得不怎么样，却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她天生有唇线，像画的一样……”

　　女儿的名字和“未来”同音，而死亡夺走了王晓莹最珍贵的“未来”。

　　2014年夏天，女儿参加一次同学聚会，聚会结束后，要打车回学校上课。一个男同学刚买了摩托车，就提出载她回校。“男孩子没有驾驶证，摩托车也没牌照。”两个孩子都殒命于车祸。

　　王晓莹的丈夫患有白血病，住在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听说后都傻了：这么一个好孩子，天天守着爸爸，怎么就没了？”

　　王晓莹总在掐自己，“也不觉得疼”：“我一定是在做噩梦：丈夫得了白血病的噩梦还没醒来，又进入了另一个噩梦。”她常在屋里找来找去：“我在客厅，怕女儿在卧室，去了卧室又怕女儿在厨房。”她常听到敲门声，跑去开门，却再也等不到她的“未来”。

　　“我们遇到的很多失独父母都和她一样，失去孩子后几乎一切都被否定了，甚至失去了快乐的权利和基本的尊严。”红枫中心项目官员孙一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2014年10月起，她担任失独父母心理救助项目的负责人。

　　今年7月19日，浙江杭州一对夫妇在独生女病故百日这天，双双自杀身亡。“悲剧的发生绝非偶然。”孙一江说。

　　红枫中心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对北京100位失独父母进行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调查显示，60%以上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处于抑郁状态的、饮食及睡眠不好的均超过60%；有强迫症状的超过50%；有精神分裂症状的、人际关系紧张的、偏执的、敌对的，均超过40%；有自杀倾向的达到38%；感到自卑的高达70%。

　　红枫中心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失独父母都“不怕死”。

　　“对他们来说，‘还活着’都成了一件恐惧的事。他们怕生病，怕进养老院，怕上手术台找不到儿女为自己签字。”孙一江说。

　　红枫中心副主任、首席心理专家刘凤琴指出，失独父母存在六大常见的心理误区：

　　一是给自己贴“低人一等”的标签。二是主观臆测，认为别人故意在自己面前提到孩子，感到被歧视。三是不允许自己快乐，认为是对逝去孩子的背叛。四是不允许自己悲伤，否认、过分控制自己的情绪。五是情绪化推论，比如认为“我很内疚，所以我肯定做错了什么，我觉得很无力，肯定是好不了了”。六是负向注意偏差，“高度关注不幸的事”。

　　这样的心理黑洞从何而来？

　　孙一江解释：“多数失独父母始终处在创伤期，甚至包括孩子已去世一二十年的人，他们的心理创伤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自然疗愈。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又让他们感到自卑。”

　　在红枫中心的咨询对象中，有一位失独母亲赵晴晴(化名)患有重度抑郁。5年来，每天她一起来就打开电脑，进入儿子的网上灵堂，“然后发呆、睡觉，在梦里总是在死人堆里绝望挣扎……”丈夫在生活上把妻子照顾得很好，但夫妻交流很少，他不明白：“她为什么总这么闹腾？”

　　2007年，《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发布后，北京等10个省市开始根据特别扶助政策，为失独家庭发放特别扶助金。 2013年12月18日，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一政策，以北京市为例，自2014年1月1日起，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此外，北京市根据2011年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确保实现“双降”目标的意见》，对母亲年满49周岁的失独家庭发放一次性抚慰金3万元，每人每年发放特别扶助金2000元。

　　“这些经济扶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独家庭的经济困境，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心理上的巨大伤痛，则是失独家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的心理黑洞如何填补，亟待引起全社会重视。”孙一江说。

　　 创新心理救助：“就像是不用麻药的手术”

　　心理康复，尤其是“失独”这样重大的心理创伤的康复，第一步最为艰难。

　　“在失独项目中，寻找到服务对象是第一个难点，时常费尽周折。”孙一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很多志愿者吃过失独父母的闭门羹：“一说起这事我爱人就哭好几天，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不相信你们，哪有这种好事？”“我不想让周围人知道我是这种情况，你赶紧走！”

　　有一次，志愿者从街道办得知，陈丽(化名)的儿子在几年前自杀身亡，丈夫也因病去世。“但我们得到的手机号一直打不通，她在街道登记的住处也被拆迁了。好不容易得知她在某医院工作，抱着希望赶去，医院又说她辞职了。就这样放弃吗？我们不死心，又辗转找到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终于，我们在这位前同事的带领下，在一片拆迁工地的断壁残垣中，找到了那间平房——她的家”。

　　这时，陈丽已经从能干的护士长，变成了眼神呆滞、行动和语言迟缓的中年女性。当志愿者热情地说明来意时，她的姐姐非常高兴，鼓励她要多出去参与活动，陈丽的脸上才露出了不太自信的微笑。

　　陈丽已经很久不用手机，家里也没有座机。红枫中心的项目官员姜莹甚至担心她能否自己找到活动地点。第一次在座谈会上看到她时，姜莹松了一口气：“她不是没有能力，她是被悲伤困住了自己。”

　　红枫中心采用的心理帮扶方式是对失独家庭入户访谈、工作坊、小组活动、个案咨询等一系列活动。

　　“我没参加这项工作之前很忐忑，特别怕触动失独父母的痛处。他们来报名参加活动填《90项症状自评量表》时，我们都特别小心翼翼，但还是有人因为一点儿小事突然暴怒。”孙一江说，心理学术语中，称这样的状态为“易激惹”。

　　而“心理工作坊”这一团体咨询活动，正是让失独父母直面最大的痛处。每次活动由20～30位失独父母、1名导师、多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助教参与。

　　担任工作坊导师的是刘凤琴。她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工作了15年，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为警察、教师、学生、医护工作者做过危机干预团体心理辅导，荣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之后，她又在8月18日带队赶往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