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加强自身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为领导与实现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对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成功，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全民族抗战的政治领导责任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决定抗日战争成败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并在战争中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担当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号召全体中国人民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军国主义滚出中国。由此，全国各阶层积极行动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5页）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首先强调共产党要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目前，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因此，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党对各革命阶级政治领导的四个条件：一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二是按照这些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三是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四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才能在日寇入侵的国难面前宣告国人，坚持抗战，实现全民动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向心力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担当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责任，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了全面科学的党建目标，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讲的“革命的胜利”，当时即是指全国抗战的胜利。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1937年7—8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式形成，极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为党在抗战中的大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并强调要始终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开展党的思想建设。后来，中共中央相继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党内文件，形成了系统的思想建党和理论学习制度。特别是通过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全党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成为抗战时期党加强思想建设的一大特色。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这件事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整风过程中，通过大规模的学习运动以及对党的历史的深刻总结和反思，全党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更深切地认识到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是抗战时期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历史性标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并通过党的思想统一，进而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向心力，成为抗战胜利的不竭精神源泉和精神支柱。
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不移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具政治组织力的先进政党，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步伐加快、民族矛盾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原则，在复杂的形势下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保证了党在新的复杂环境中，始终头脑清醒地进行创造性工作，为扩大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建设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党创造了条件。
1937年9月，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毛泽东同志指出，两党统一战线的宣告成立，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发生决定的作用。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这一正确政治路线的实施，有利于党的建设工作，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党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党向全国发展；有利于党以民族革命领导的身份，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并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正如当年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8页）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阶层、进步人士抗日，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实行的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即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机关和各级参议会的成员构成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分子各占1/3。这就争取了中间阶级，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为了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还在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行广泛的普选制和竞选制，取得了明显效果，根据地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真心拥护共产党。通过在农村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不仅有效地动员了更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而且调动起普通民众的抗日积极性。
四、加强组织建设，大量培养干部和发展党员，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骨干力量
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只剩4万多人。为了与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抗日战争的要求相适应，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战略任务。瓦窑堡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重要思想，强调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就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增强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从而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把全民族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共同投入抗日战争，为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为克服组织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1937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提出了“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的任务，阐明干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必须大量地发展党员。这是党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好这一任务，中央提出，发展党员要向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的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要注意在战区、在前线大量地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组织；在敌占区要以不妨碍建立精干的、极端秘密的党组织为原则，吸收新党员。《决议》强调在发展新党员时，要防止不顾质量只讲数量“拉夫”的错误倾向，又要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的总数已超过50万人。在大量发展党员方面，党中央又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使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党内来，为党的组织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改善了党组织的结构，党员队伍也不断壮大。到1945年8月，全国党员人数已达120多万人。随着党组织的扩大和党员队伍的壮大，无论是在抗日前线，还是在敌后根据地，到处都有共产党员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到处都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取得抗战的辉煌战果。
五、注重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影响民众，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强大凝聚力
优良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优势。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就党的作风问题作过多次论述。1937年5月，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提出干部的作风标准：“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又系统地谈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个党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提高到党性的高度上来认识，提出“理论和实际统一”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为了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七大报告进一步把党的优良作风高度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把这三大作风作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为了推动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还积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建设廉洁清明政府，查处腐败分子。比如，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有克扣或截留应发或交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用财物者等10项行为以贪污罪论处，并按数目之多少及影响之大小给予惩治。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惩治贪污条例》等，1937年至1939年就查处了几百个贪污腐化案件，尤其是边区法院判处了黄克功、肖玉璧的死刑，对边区干部教育影响较大。
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民主雏形”，向世人展示了政府清廉勤政、人民精神焕发、人际关系融洽、社会秩序井然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共产党人的作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前途。当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各界爱国人士、外国来华人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是“真正进步、真正民主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用加强自身建设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自身的历史性发展。1945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明确宣布：“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党的七大召开不久，全国实行战略反攻，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经过八年全国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一个组织遍及全国、政治上成熟、充满活力的党，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先进政党，成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而又紧密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党的队伍空前壮大，人民力量大大发展，人民军队由4万余人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余人，建立了拥有近1亿人口的广大解放区。所有这些，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