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的政治“隐语”：讽谏、避讳与文字狱

    讳，形声字，从言，韦声。本义违言，不说，避忌。有顾忌而躲开某些事或不说某些话。

    你最好不要想；如果你想，就不要说出来；如果你说，就不要写下来；如果你写，就不要公开发表；如果你公开发表，就不要奇怪你将会遭遇什么。——苏联谚语

    在中国古代礼法中，尊者、长辈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产生了一种今天看来既有趣又严酷的规矩——避讳。有的避讳是被动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却是民间主动创造的“避讳”，特别是那种朝廷不许说，百姓们又很想说的人或事。

    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民间对接的桥梁中，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隐喻、隐语是构成这个国家语言系统的重要部分，它指代性时而模糊，时而明确，或幽默，或刻薄，或严酷，充分反映了升斗小民对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对他们的影响与限制。

    在中国，避讳是逃不开的概念。

     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手在甲骨上雕刻和在帛纸上书写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前者只能一刀一刀费力刻画，后者却可以运笔如飞，书写自如。但甲骨文和纸上文字最大的区别却并非省力或费力，亦非字形，而是内容——前者秉笔直书，直言不讳；后者却时时曲笔讳饰，遮遮掩掩。所谓笔不由心，口是心非。

    也许恰恰是因为甲骨刻画费力，所以上古先人才懒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禁忌避讳来隐藏自己的意图。所谓“夏之政忠”，翻看记载上古王臣言论的《尚书》就会发现，不仅君主的名字可以叫来叫去，不必避讳，就连恐吓威胁也是赤裸裸不加修饰的：“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如果不听话，不仅杀了你，还要灭你全家。

    甲骨文中大都是直截了当的简单对答，在一则最典型的甲骨文中，商王很直白地问臣下：不好，有祸患，到五月丁酉日，西边将有灾祸。（“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臣下也很直白地告诉君上，确实有土方、工方两个方国对东西边境发起进攻。（“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君臣之间并不懂得什么是委婉，什么是报喜不报忧。

    但也恰恰在这个时代，历史上第一句“政治隐语”被制造出来。那就是民众对夏朝末年暴君桀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诅咒：“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决心和太阳同归于尽。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表现出民众对自己领导者的极度憎恶了。但这句话最巧妙的地方是，它不仅恰当地使用了比喻，将人间的主宰君主比作天空的主宰太阳，更是一语双关，因为在上古时，“日”与“帝”的发音是相似的。只要别有用心的人把舌头稍微拐一拐，“时日曷丧”就变成“时帝曷丧”。

    为何人们一定要采取这种隐语的方式去诅咒君主，却不像以前一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君主的过失？原因只有一个，直言进谏付出的代价只有死亡，所以人们只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小心地包裹起来，用隐晦的语言将其道出——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