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话别：履职之路他们这样走过

　　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今年的两会，别具意义——既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毕业年”，也是党的十九大将要召开之年。两会会场上，能见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已履职五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年、十五年。他们心系民生，或为基层医务人员争取权益，或为防止暴力伤医呐喊，又或执着于为环保建言献策。未来，他们还将继续砥砺前行，撸起袖子加油干。

　　 高广生： “期待卫生‘母法’年底获通过”

　　从2013年至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高广生就年年关注一部法律的立法进展，也年年提出建议，要求加快推进立法进程。这部法律，就是医疗卫生领域的基本法，也被称为医疗卫生“母法”。

　　高广生提出的建议内容也年年基本相似，一是迫切要求这部“母法”尽早出台，二是希望将党和政府有关健康的大政方针落实为明确的法律条文。这种迫切感始发于上世纪末，当时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与健康之间的各种矛盾凸显，有关健康治理基本模式和卫生体制的基础架构开始引发关注；随着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逐步建立，卫生事业发展中许多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需要有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予以规范的需求也愈加迫切。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有12法律、39件国务院行政法规、170多件部门规章，但缺乏一部高层次、带有全局指导意义的卫生基本法，以体现‘纲举目张’。”高广生说，这反映出我国卫生法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制定一部医疗卫生领域的基本法成为强大的业界呼声，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纷纷加入其中，为这部法律的名称、定位、功能等献计献策。

　　在2014年，这个延续十几年的呼吁终于迎来了曙光。当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将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工作作为全委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其立法步伐。“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基本医疗卫生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并将积极推动该法的立法工作。”

　　2015年年底，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基本医疗卫生法起草工作机构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基本医疗卫生法起草工作启动仪式。“为了落实好这一立法项目，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高广生说，去年，他作为立法专家组成员，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赴宁夏、甘肃等地的立法调研，“面对这些快速发展的形势，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加速立法进程，用法律给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提供长远保障。”

　　高广生透露，不久前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负责起草的基本医疗卫生法已经更名为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这部‘母法’到底最终该叫什么，还有待各方面进一步汇聚智慧。”高广生说，但普遍的共识就是，通过立法应当明晰卫生领域的几个重点问题，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科学界定政府对基本医疗卫生的投入、保障等责任，构建公平、可及、高效的卫生服务体系等。

　　“建议在2017年上半年，针对这部医疗卫生母法的草案进行广泛、全面的意见征求，之后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力争在今年年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我们等得太久，期待今年能完成夙愿。”高广生说。

　　 马文芳： “多数人就想要个身份”

　　全国两会期间，在河南省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波记者采访。马文芳200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此后，他位于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爱心诊所”开始出现在各类报道中。在面对电视镜头、录音笔以及埋头记录的记者时，马文芳年年都在描述他所了解到的村医现状，强调这支队伍后继乏人的事实。

　　“我是一名农民代表，同时也是村医的代表。”马文芳说，2008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用将近1个月的时间，自费赴山东、河南和湖南3省调研，走访了18个县、100个村卫生所（室），组织填写《农村卫生和乡村医生基本情况调查表》。通过调研他发现，农村基本卫生服务水平堪忧，村医待遇较低，部分村庄没有村医。

　　“每年我用在调研访问的时间大约三到四个月，全部是自费调研。”马文芳说，9年里，他调研过7个省，38个地级市，大约300多个村，走访过4000多人，共提出416条建议、21条议案，“最困惑的事情就是村医谁来接班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发生在马文芳自己身上。他说，他已经66岁了，按照河南省村医65岁退休的政策，可以每个月获得300元的养老补助，“这笔钱太少，维持不了基本的生活，因此也就没办法退休。另一方面，就算我退休了，唯一的接班人选就是我的弟弟，多年来一直跟着我学医，也算是能给人看病。”

　　同样问题的描述，出现在无数寄给马文芳的信件中。“最多的一年，我收到了几千封信，都是全国各地的村医寄过来的。”马文芳说，这些信件集中反映的就是村医的“身份”问题，“因为没有‘身份’，村医的养老没有保障，缺乏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成了我国百万名村医最为惦记的事情。”

　　根据我国历年的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告，我国乡村医生队伍呈现不稳定的发展状况。在马文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2008年，当年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数量为93.8万人，此后逐年增长，在2011年达到112.6万人；在此之后又逐年下降，2015年为103.2万人。在这段时期内，各地有关村医现状的调查也不断出炉，共同指出我国村医队伍老龄化严重、新陈代谢缓慢的困境。与此同时，各地有关完善村医队伍建设、完善制度保障的各种措施也纷纷出台，然而缺乏全国统一的政策，保障力度和水平也不尽一致，村医最为关心的“身份”也迟迟未解。

　　马文芳所在的村子共有3000多人口，当前找不出一个年轻人愿意接村医的班。

　　马文芳说，根据当前的政策，他的收入主要包括基本公卫服务补助、基药补助和一般诊疗费，平均每个月不到两千元。马文芳说，他也曾经“阔过”，在以前通过卖药能挣钱的时候，最多一个月能有1万多元的收入。2013年，在全国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的背景下，马文芳也在当年的两会上提出建议对这一政策大力支持。

　　“之所以自断财路，就是发自内心愿意多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马文芳说，村医队伍为我国农村地区的卫生保健付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老了，多数人就想要个身份。”

　　 凌锋： 为防止暴力伤医呐喊

　　2015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至此，“医闹”正式入刑。

　　“总算进入了法治轨道。”短发、大框眼镜、声音高亢洪亮，坐在记者对面的凌锋透着一股子干练劲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防止暴力伤医是她每年两会的“必答题”。“交了多少提案，我自己都数不清了。”谈及为何执着于此，凌锋归结为自己的韧性、爱较真的性格以及作为一名医务人员的感同身受。

　　2008年，凌锋毛遂自荐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彼时，医患矛盾不断加剧，伤医事件屡现报端，“医患间有矛盾很正常，但频发伤医事件绝不正常。”凌锋说。

　　凌锋开始尝试寻找解决之道。2010年，她提出的防止暴力伤医提案成为两会重点提案，这让凌锋兴奋不已，用法律解决暴力伤医问题似乎指日可待。但现实却冷峻异常，“九龙治水”导致的部门间推诿让她疲于奔波，“感觉自己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却徒劳无功。”

　　在这一过程中，凌锋发现，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是暴力伤医事件发生后无据可依，“虽然改法暂时难以实现，但可以写通告。”经过多方协调，2012年4月30日，原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医闹等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七种行为予以处罚。“通告最大的意义在于将这七种行为用法律语言进行了明晰的表述。”凌锋说，在此之前，到底该如何界定医闹，出现伤医事件后又该由谁来负责等等问题都无据可循。

　　通告迅速在全国各地的医院铺开，凌锋在调研中发现，连最北端的城市漠河，当地医院门前也赫然张贴着通告。但她也深知，通告缺乏法律条文的强制性，“但毕竟有了开端，better than nothing（聊胜于无）。”凌锋笑着说。

　　2013年，凌锋连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底，浙江温岭发生持刀伤医事件，一男子因对手术结果有异议，持刀将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3名门诊医生捅伤，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医闹问题再次引发公众关注，凌锋也迅速行动起来，“如果再这样下去，将没人愿意从医，受损失的还是病人。”凌锋说，她联合30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紧急提案，建议出台对医院暴力零容忍的相关法规或制度，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从法律上将医院从企事业单位改为公共场所，从而将治安主体，从单位保卫部门转移至公安部门。

　　温岭事件后，公安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2013年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1部委印发《关于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自2013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

　　虽然行动不断，但凌锋认为，这仍是运动式执法，“我们更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运动’”。

　　2014年全国“两会”前夕，南京发生了一起殴打护士的事件，正在海南休假的凌锋冲破层层阻力，第一时间赶到南京，调查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3月2日，凌锋赶回北京，在翌日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再次提出紧急提案，这份由医卫界89名委员联名的提案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

　　努力终于有了结果。201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公布《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这为医闹入刑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凌锋说。

　　多年的奔走呼号，凌锋认为自己搞明白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我们把医患矛盾、医患纠纷和医闹这几个概念弄混淆了。医患矛盾要靠医生医德自省和行业自律来解决，医患纠纷要靠第三方协调机构及法院民法申诉来解决，而医闹带来的暴力伤医则必须要靠法治解决。”

　　“医患矛盾只能减少但却不可能完全消失。”凌锋说，减少暴力伤医需要法律武器做保障，同时也需要国家提高对医疗的投入以及百姓的法制观念、人文精神的提升。

　　 王承德： 十年“上书”只为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水污染防治，抓好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我为此已经呼吁了10年。”王承德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手上厚厚的一摞材料，这些都是他10年间就水资源保护提交的提案。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刚刚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王承德便提交了“拯救淡水资源刻不容缓”的提案。翌年，他再次提交“黄河流量急骤减少，拯救黄河刻不容缓”提案，2010年继续提交“再呼黄河流量急骤减少，拯救黄河刻不容缓”的提案。10年间从未中断。王承德，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台港澳交流合作中心主任。让人好奇的是，一名中医，为何却将焦点对准水？“这跟我的经历有关。”王承德解释。王承德出生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省靖远县，在他的记忆中，儿时的黄河水面很宽，一眼望不到对岸。虽然夏天时因泥沙多河水会变黄，但冬天的黄河水却是清清蓝蓝的。“1972年到1998年27年间，黄河下游有21年出现断流；2000年到2010年，黄河径流量逐年下降……我目睹了黄河水量近60年减少3/4的变化，水位以平均每年15厘米的速度下降。”王承德边说边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拍摄的黄河照片。

　　实际上，对水资源的担忧由来已久。1999年，水利部发布的《21世纪中国水供求报告》指出，我国拥有的淡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全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报告强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未来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

　　“我国水资源现状是北方缺水、南方污染。在北方地区，农业用水占水资源消耗的第一位，平均达到一半。像北京这么缺水的地方，用水主要来自地下水开采，农业用水占到了水资源消耗的三分之一以上，其次是工业用水，百姓生活用水排第三。”王承德说。

　　虽然不停地提交提案，但第一届的5年任期，却让王承德有些失落。2008年他在《拯救淡水资源刻不容缓》的提案中建议，要防止南水北调水渠修好之时无水可调。但2013年，南水北调源头之一、调往京津冀等城市的丹江口水库一度出现水位接连50天低于死水位运行、水源入不敷出的情况。“5年前已经预料到了，本可以避免。”王承德颇为遗憾地说。

　　“水荒”的同时，水污染问题也在不断蔓延。环保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其中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五大水系水质污染；国控重点湖泊中，水质为污染级的占39.3%。31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全国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约六成水质为较差和极差。

　　水污染事件也屡现报端，如2013年发生在杭州西湖的污水事件，在杭州西湖杨公堤段出现污水直排，水直接流向西湖，浑浊的污水已令湖边的杉树林成为了沼泽地。

　　于是，第二届任期，王承德的提案中增加了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提案。“水污染治理有3个问题亟待解决。”王承德说，首先，各地基本以末端控制污染为主，源头预防不够；。其次，流域管理上“条块分割”、区域管理上“城乡分割”、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部门分割”，导致“九龙治水”现象。第三，注重保护城市水资源，对农村水体污染关注不够。

　　王承德建议，不能满足于对水污染后果和危害的防治，还要通过风险识别、评估、预警、监管等制度设计，加强对产业布局、公众健康等水环境风险的预防和消弭，提高水生态风险防控能力。

　　“拯救水资源，我会一直关注下去。”王承德说。

　　 熊思东： 医学人才培养不断进步

　　“从2003年至今，我连续三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已经15年了。”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谈起自己的履职之路，一脸自豪。15年来，熊思东一直格外关注医学人才培养。他和他的提案见证、记录并推动着中国医学人才培养的不断进步。

　　人才选拔是熊思东最早关注的问题。2006年，他在提案中建议，医学人才的选拔可以多样化，甚至可以从高中直接选拔学生进入大学。他的想法不仅大胆更切合实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就这样，从2006年开始，熊思东任职的复旦大学直接从高中选拔医学生。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医学教育从专科升为本科，从学院变为大学，从三年制改为五年制，从五年制又到七年制、八年制，呈现出“高端化”、“趋高避低”的特点。看到这种局面，熊思东有些着急，“医学院校人才的培养盲目性太大了，学校闭着眼睛培养学生，学生蒙着眼睛碰市场，医院瞎子摸象的去招学生。”于是，他提交了注重医学人才培养结构性问题的提案。提出“最基本的5年制和3年制学生在减少，是导致基层人才断层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熊思东提出的关于医学人文教育的提案，不仅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高度重视，也因此，全国医学院校学生的课程里增加了人文社科课程的教育，执业医师考试中也增加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成为必考点。

　　考虑到基层医疗改革的需求，熊思东还提出了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分类培养，注重短学制，要像培养免费师范生一样培养基层医生。”熊思东说，这个提案也得到很好的采纳。

　　面对全科医生发展过程中的“异端现象”，如一些医学院校纷纷上马开设全科医学系，出现了一个名为“全科”的高度专门化的专科。看到这些，熊思东又坐不住了，提出要认真研究和思考全科医学的内涵和特点，不能简单地通过设置结构、建立院系，一哄而上地进行数量扩张。他建议，在我国应该提倡和坚持5年普通医学教育后的“5+X”模式，将全科医生的培养重点放在普通医学教育后的岗位培训，而不是设立所谓全科医学系，从高中生中招收全科医学专业学生，在院系内进行全科医生培养。

　　“两年前，我们学校附属医院出现了儿科医生缺乏的情况。后来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缺乏是个全社会现象，并非个案”，为此，他提交了恢复高校儿科招生，提高儿科医生待遇的提案，当年苏州大学就恢复了儿科招生。仅仅这些还不够，熊思东指出，儿科医生短缺是全国性难题，这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比较治本的办法是通过系统性的规划和顶层设计，超前谋划好儿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

　　事实上，目前不仅儿科医生缺，根据熊思东的调研，放射科医生、药剂师等也很可能出现人才紧缺现象。“有必要尽快建立医药卫生人才需求预警机制，提高人才需求的预见性，保证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年动手只会解决8年以后的事情”。在今年的两会上，熊思东提出，要融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开展医药卫生人才现状和需求调查，全面分析掌握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医院医药卫生人才的年龄结构、质量结构和专业结构现状，以及各地区医药卫生人才需求结构。另一方面，加强医药卫生人才需求前瞻性预测。在此基础上，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等部门应及时会商，定期发布医疗卫生人才需求预测信息，指导高校开展专业设置和招生工作。

　　回顾15年，熊思东提出的不少建议被采纳，让他倍感自豪。“希望以后自己能够释放更多的温暖与能量。”熊思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