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谁来种田？农民职称呼唤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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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不会种地，老人又种不了那么多地” 21世纪谁来种田？农民职称呼唤新农人

　　【《中国新闻》报记者 李腾飞 报道】10月31日，人社部官方微信发了一篇文章，这让李永平和于江成了名人。随后一个月，他们的名字和手里的一本证书，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平台的评论话题里。据这篇题为《河北石家庄：两名农民获评农民职称》的新闻稿描述，凭借硬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李永平和于江通过了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成为该市最先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

　　“种个地、养个猪，都能评职称？”“农民也开始内卷了？”“有职称了，给缴五险一金吗？”常见于都市职场圈的热词，出现在了乡村务农圈，强烈的反差掀起了一波舆论浪潮，“有必要吗”和“有什么用”的疑问也随之而来。

　　 农村只剩“6038部队” 老龄化倒逼农业提效

　　“专业技术系列：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名称：农产品加工；资格名称；农民助理工程师……”翻开于江的职称证书，第一页展现了这些信息。

　　农民如何能和工程师扯上关系？这种有别于中国人日常认知的组合出现，源于农业大环境的变化。

　　2013年，江苏省农科院就做过调查统计，该省种地农民平均年龄已达58.6岁，以老年人为主。在当年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时任江苏副省长徐鸣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引起高度重视。

　　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国农村一直处于人口净流失状态，乡村人口从2000年的8.08亿下降到2021年的5.09亿。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转移，留下的都是“6038部队”(老人、妇女)。继“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之后，“21世纪谁来种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又一热点话题。

　　“年轻人不会种地，老人又种不了那么多地。”去年6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吴志明常委介绍在甘肃等地调研的感受，“这就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的部分现状，乡村的变迁是一个自然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年轻的‘农二代’‘农三代’大概率不会回去务农，也是一个现实”。

　　农村人力资源不足，如何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这需用大量高素质人才补位，提升农业的产出效率。

　　针对全国层面存在农民老龄化、兼业化、碎片化、副业化等共性问题，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群曾对媒体表示，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走向职业化是一种发展方向。职称颁发是一种为农村选人、留人、育人、用人的良策。

　　 参评职称“农技”打底 能致富还能带共富

　　显然，李永平和于洋就是农村需要留住的人才。

　　今年10月10日，石家庄市人社局出台《石家庄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实施方案》，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申报范围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农民专业合作服务等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新型职业农民。

　　根据文件表述，把掌握农业专业技术的职业农民正式纳入人才评价范围，旨在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各类人才到农村一线干事创业。

　　“石家庄鹿泉区鹿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这是于江参评农民职称时的身份。据天眼查信息显示，鹿马合作社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小麦、玉米、果蔬、中药材的种植、销售；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技术服务；家禽、牲畜的养殖。于江介绍，合作社要求参加者是正儿八经的农民，“对种植规模、农技都有一定要求”。

　　2011年，在城里从事化肥销售工作的于江决意辞职回乡种地。根据他的自述，凭借父辈积攒下的人缘和口碑，他用赊账的方式，从乡亲们手里拿到了8亩地，全部种上了玉米和小麦。此后，为形成规模效益，他便开始组建合作社，让农民以土地或资金入股的方式加入。到2021年，合作社的入股人数已达到102人，土地面积超过3000亩。

　　在于江的合作社里，土地喷药工作都由无人机完成，技术人员都有无人机驾驶证，用作耕地的拖拉机每天耕地工作量超过100亩。

　　和于江一样，李永平同样拥有自己的产业。

　　2015年，李永平的永飞家庭农场成立，经营范围包括农作物、谷物、苗木、花卉、中药材、果树、果蔬、食用菌、造林苗木、绿化景观苗木、林木育种、育苗种植与销售。此外，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土地整理、土壤修复；农林种植相关技术咨询也是农场的服务项目。

　　如今，李永平所经营的农场周边带动500余户，辐射面积1200多亩，更新推广品种20多个，增收达到110多万元。

　　 多地农民评上“正高级” 下一步怎么做？

　　“为农民评职称”并不是最近才有。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

　　从地方层面，2017年7月，浙江省提出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制约，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的评审范围，评审并轨、证书统一。3年后，薄永明等4人成为浙江省首批拥有正高级职称的“职业农民”。与此同时，甘肃、山东、湖北、宁夏、广东、吉林等地陆续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不少职业农民评上了“正高级”。

　　与普通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不同，多地农民职称评定文件均提到，要打破“学历、论文、资历”限制，重点考察其技术水平、业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以实绩论英雄。

　　石家庄此次评定就对参评人员的专业、论文、科研等不作要求，而把种植多少亩粮食、养殖多少头奶牛、水产养殖多少亩等列为评审的依据。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教授李凌接受《中国新闻》报采访时强调，农民职称评审制度还必须有配套的保障措施、严格评审条件，保障农民职称评审工作全过程的规范、公开、公正和透明，保证评审的可持续性。

　　李凌建议，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使获得职称的农民在资金、信贷、技术推广等方面均能获得特别扶持，得到有针对性的培训和量身定做的各项服务，从而得到明确的实惠。这样，既可调动职业农民参与认证的积极性，又能创新农业补贴方式，获得职称的农民能够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提升带头能力，发挥领头雁作用。

　　根据记者梳理，石家庄农民职称评定方案提出，对取得中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一次性给予2000元奖补；对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的个人，鼓励县(市、区)给予一定的一次性补助。

　　宁夏试点评选出的拥有职称的农民，“副高”职称农民与副研究员、副教授同属一级，但除3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奖金外，尚无配套其他福利待遇。

　　李凌表示，目前各个部门为农民颁发的相关证书并不少，但政策实施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给予他们什么名分，关键在于如何做好制度保障、进行规范考评，把他们培养成更加实用的人才，让这些人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乡村共同富裕。(完)(《中国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