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洁：不必误读“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

    6月5日正式卸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就城镇化发展规划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城镇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庞大复杂，涉及面广，因素众多。仇保兴认为，对城镇化做规划要坚守五类底线，其中，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周刊》6月17日）

    城镇化，自然意味着人口要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既要城镇化，却又担心农民进城引发“贫民窟病”，如此对立的诉求，要说完全相互矛盾，“鱼和熊掌”看来也注定难以两全。不过，假如仅仅看到报道的标题，便认为住建部原部长的本意是不让或阻止农民进城，的确也是仓促的误读。

    事实上，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拿捏好尺度，一旦过度都难免释放负面效应，同样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城镇化的进程。尽管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口更加集中，也是增强经济活力与效率的必要前提。但过度甚或过快的城镇化，必然会因为违反客观规律而最终走向反面。不难设想，当城镇化被简化为大都市化，即现有大城市的极度扩张来容纳外来涌入人口，乍一看来，这样的发展模式因为有过去的城市基础，而容易短时间内上规模，似乎是一条便利捷径。然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当城镇化仅仅围绕大都市展开，其实都难免陷入窘境，即便非洲、拉美的“贫民窟病”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并不算明显，但大都市病却已然困扰着大都市的市民。

    无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过度涌入的外来人口，超越了城市的承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无疑是导致上述病症的根源所在。尤其是当外来人口因为无法承受城市的生活成本，而不得不在各种城中村以及城郊结合部聚居时，进了城的农民其实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城市族群的分隔与疏离，也就难免产生隔阂与矛盾，并埋下难以预期的城市危机。这一点，其实从国外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便不难获得参照。

    那么，为了避免城镇化的“贫民窟病”，预防城市危机，是否意味着城市应当拒绝或排斥农民进城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城镇化其实更应让农民成为真正的有尊严的市民，而不是沦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而实现这一目标，显然不应只是基于最便利最捷径的视角来完成城镇化，而更应是建立在人的需求这一角度。大都市当然可以继续接纳有意进城农民，但同样应当尊重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自身的意愿与选择。既然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愿意远赴大城市生存，也就更需有多样化的城镇化来适应并满足农民进城的需求。而中小城镇的发展，不仅有望让农民更接近的融入，同样也可避免过度集中所导致的“大城市病”以及“贫民窟”现象。

    基于此，“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其实不必误读。城镇化进程中，的确需要规避已知的陷阱。如何寻求人本意义上的城镇化，让城镇化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均衡发展，但愿仇部长的未雨绸缪与善意提醒，还不算来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