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经济“微企稳” 稳中有进亦有隐忧

　　微企稳的典型特征：稳、中、有、进

　　“稳、中、有、进”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稳中有进”，即中国经济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和深化改革，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二是“稳、中、有、进”，即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平衡发展的理念融为一体，以提升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经济产出效率。本文所指主要是第二层涵义，并按照“稳、中、有、进”的框架对上半年宏观经济“微企稳”的情况进行分析。

　　所谓稳，就是有产出，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这里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产出稳。上半年，我国GDP规模达到340637亿元，尽管增速较2015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但所创造的GDP增量(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却较2015年同期多增加230亿元，经济实际产出保持稳定增加。二是就业稳。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17万人，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05%，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在5.2%左右，总体保持稳定。三是物价稳。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1%，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3.9%，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下降4.8%，成本推进型和需求拉动型物价上涨的风险都保持在低位。

　　所谓中，就是持衡中，总体坚持平衡发展。这也包括三层含义，风险平衡是第一层含义。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尽管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达到27.9%，销售额增速达到42.1%，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需求火爆的局面，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保持在6.1%，房屋新开工面积仅增长14.9%，实现了市场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双重目标。体系平衡是第二层含义。在发展指标上，协调性好、统一性强、反应较为准确。以上半年的服务业为例，增加值增速达到7.5%，占GDP的比重为54.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7%。在支撑性指标上，协调性、一致性表现突出。仍以服务业为例，上半年服务业用电量增长9.2%，比全社会平均用电量高6.5个百分点;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7%，占全部投资的57.7%;外商直接投资的70.4%也在服务业，增速达到8%，比整体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高出60%左右;服务业的税收增速达10.9%，比税收整体增速高4个百分点左右，占整个税收的58.2%。流量与存量平衡是第三层含义，这突出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层面，即“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初步成效。去产能——上半年煤炭产量下降9.7%，粗钢下降1.1%;去库存——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3月末减少2100万平方米;去杠杆——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8%，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降成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的主营成本为85.73元，较去年同期下降0.22元。

　　所谓有，就是有回报，收入分配格局不断优化。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188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0505元，同比实际增长6.1%。再看企业收入，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816亿元，同比增长6.4%，扭转了负增长的局面。在政府收入上，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5514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税收收入72236亿元，同比增长8.6%。政府收入总体上保持稳定，对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能力得到有效保障，如医疗卫生支出增速达到23.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速达到15%，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支出达到21.8%。

　　所谓进，就是结构改进，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优化。“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3.4%，同比提高13.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率是37%，服务和货物贸易净出口对GDP  增长贡献率是B10.4%。可见，内需继续强化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消费居于主导地位。其次，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占GDP比重达到54.1%;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2.1%和32.6%。再次，区域差距缩小。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在继续发挥，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3%和7.2%，快于东部地区0.9和0.8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分别为12.8%和13.5%，快于东部地区1.8和2.5个百分点。

　　微企稳的现实隐忧：错、综、复、杂

　　错综复杂既是我国经济运行环境的高度概括，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形势稳定的现实隐忧。错，是指错配，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综，是指综合，主要指分配领域的发展潜力;复，是指复位，让真正的增长因子恢复其应有的位置和活力;杂，是指混杂，即风险和机遇混杂在一起，形成了进退之间的微妙形势。

　　第一，金融资源存在错配，“流动性陷阱”风险隐现。

　　上半年，我国M1(现金士活期存款)的增速达到24.6%，而M2(现金士活期存款士定期存款)的增速只有11.8%，两者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市场资金进一步趋向短期化配置，流动性过强，企业持币现象突出，货币在金融市场空转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贷款的投向结构也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53万亿元，规模达到历史新高，预计贷款转金融类投资的规模为1.3万亿元左右。更进一步纳入央行资产负债表考察会发现，6月份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达到57566亿元，较5月末增加8981亿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规模则超过22万亿元，较5月末增加9866亿元，央行资金投放在金融市场沉淀明显。

　　第二，居民收入受到综合因素影响，增长潜力有所下降。

　　上半年，GDP增速达到6.7%，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为6.5%，略低于GDP增速，仿佛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但实际上，用于收入分配的增加值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国内生产净值(NDP)。NDP等于GDP减去间接税收入，再减去折旧。上半年，我国间接税收入约为3.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0%，远高于GDP增速;同时，当前又处于加速折旧时期，工业企业的平均折旧率水平比去年同期增加约40%。如此一来，NDP的增速将不仅低于GDP水平，甚至还将明显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这就使得下半年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受到一定抑制。

　　第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增长缓慢。

　　上半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只有4.2%，民间投资的增速只有2.8%，作为自主性投资的两个代表性指标，其增长水平均明显落后于平均增速水平。尽管政府投资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但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空间不足，且在部分领域受到产能结构的困扰。比如，上半年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3108亿元，增长22.5%，而产出水平只增长2.6%。因此，要加强市场自主性投资的意愿和活力的培养，提高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民间投资，将推动经济增长关键因子的作用进行“复位”。

　　第四，对外贸易形势复杂，风险和机遇并存。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11335亿元，同比下降3.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3.6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6720亿元。尽管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数据得到改善，但换算到美元值，总体运行情况仍不理想。此外，贸易商品结构和地理结构都存在一定不足。在商品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速超过了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增速水平，占比小幅提高。在地理结构中，尽管新兴贸易伙伴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对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形势仍十分复杂，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调查与诉讼再起。我们要保持定力，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尊重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优进优出，重视服务贸易，以效率和收益重构我国对外贸易体系。

　　突破增长瓶颈的三大政策：债务、减税、引导

　　从上半年的经济运行形势看，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的，而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又相互交织凝聚在部分“节点”之中。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发挥结构性调控的效力，集中资源和政策手段，形成债务、减税和引导三大政策支柱，集中力量突破影响经济增长的瓶颈。

　　首先，适当增加政府杠杆，支持企业去杠杆，并着力形成双向可逆的政府债务产品体系。

　　上半年，我国企业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已高达150%，甚至部分企业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和压力，银行不良债权规模突破2万亿元，不良贷款比率达到2.1%。在这种情况下，可考虑采取适当增加政府负债规模和提高政府资产杠杆率的方法为企业去杠杆，并争取良好的信用环境和融资环境。在增加政府杠杆时，要重视加强债权类产品的自身功能，重视形成“双向可逆”的交易机制。比如，通过政府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和使用，向社会注入低风险资产，以满足风险承受力较差的市场主体的需求;同时，置换(购入)社会主体的高收益、高风险资产，发挥政府风险承担能力较高、信誉较好的特性。

　　其次，推进税制改革，发挥减税效应，进一步完善“营改增”，着手启动个税改革进程。

　　上半年，受到“营改增”试点扩围加速和相关财政体系调整的影响，“营改增”的减税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下半年的财政体系影响因素逐渐消失，应着力加强“营改增”改革的整体效应，以支撑企业税负结构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创新。此外，考虑到下半年居民收入的增长压力，可考虑加速个税改革的进度，在顶层规划确定后，即着手分阶段、有步骤的启动个税改革，正视改革难点，突破执行难点，成熟一步推进一步，促进其他后进环节主动转型。

　　第三，加强政府引导，完善PPP机制，创新政府性基金体系，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目前，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入库项目9285个，总投资10.6万亿元。其中执行阶段项目619个，总投资额1万亿元，执行阶段项目数量较一季度末环比增长68%，项目落地率23.8%。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PPP机制，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参与度，保障市场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此外，还应大力构建和完善政府性基金体系，加快推动竞争性领域的政府专项资金转为政府性基金的进程，推进引导基金、债权基金、创新基金、应用转化基金和风险担保基金等类型的基金体系建设，借助市场力量，支持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