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三大经济战役怎么打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8.06亿吨，但钢材需求在6.68亿吨，供需差额近1.5亿吨。与钢铁一样，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经济整体产能过剩已经超过32%。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6亿平方米，创历史新高。如果加上大量已建未竣工和尚未开工的项目面积，商品房库存量还会更大。不仅如此，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政府债务已达36万多亿元左右，约占GDP的60%左右，其中地方政府债务约为24万亿元，负有偿还责任的约16万亿元。据麦肯锡数据，目前中国企业债达GDP的125%，比2007年翻了两番。与此同时，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正在逼近2%的政策红线。

　　产能特别是落后产能的超量堆积不仅挤占了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且导致行业内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仅如此，落后产能的存在还加剧市场供需失衡，助推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行，从而削弱整个行业的市场竞争力。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下滑46个月。另外，巨大的房地产库存不仅挤占了稀缺的金融资源，构成了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威胁，而且会加速地方政府债务的恶化。正是如此，三大战役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争。

　　表面上看来，无论是国内经济任务的布局还是改革步伐的安排都由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发动，政府所起到的仅仅是牵引作用，如同一部机器，政府启动引擎后，具体的运转过程就应当主要交给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本着尊重市场、敬畏市场的宗旨，无论是“去产能”的兼并重组，还是“去库存”中营销方式与相关实体的创建创新，抑或是“去杠杆”中银行不良资产的改善以及国企改革中股权结构的搭建等等，都应该以企业为主体，以微观主体的活动为核心。而政府则将侧重点转向提高行政效率、公平配置资源、保持司法公正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环境创新上来，并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以进一步激活市场。

　　但是，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国情以及纷繁复杂的行业背景，资产配置的具体过程中的确又少不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与规制。地方政府要保GDP和财政收入，银行要防止呆账变坏账，“去产能”必然会遭遇到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变相干扰，因此自然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强力清障除隘。受到传统“鸡头文化”的影响，企业间资产并购重组更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百般阻挠，国有企业的整合无疑少不了政府的铁腕推进之力；同样，破除行业垄断和引进民资以实现国有股权的重构，更多的时候仍需要政府以强势角色进行引领。毕竟无论是进一步的简政放权，还是“降成本”过程中的减税让利，都需要政府从自己的身上“割肉”，倘若政府没有自我牺牲的气量与精神，改革就只能浅尝辄止。

　　客观地判断，无论是“去产能”所需要的专项财政补贴，还是“去库存”过程给予购房农民的现金直补，抑或是“补短板”中需要的资金扶持，甚至包括“降成本”过程中所引起的政府原有税费流失，都直接或间接地给公共财政产生额外的资金需求或者支出压力，因此，在继续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出充沛流动性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更应该延长发挥作用的半径。一个可以参考的政策建议是，在去年财政赤字基础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今年总体上应适度放大财政赤字规模与占比。若按去年GDP规模测算，赤字率每提高0.1个百分点即可增加650亿元支出，若在去年基础上提高到3%，赤字总规模将达到2万亿元左右，而且总体风险仍可控。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三大战役侧重的是消除与减轻存量压力，但抑制增量同样应当成为决策层不可放松的环节，包括停止钢铁、煤炭以及电解铝等传统行业新项目的审批与产能的扩张，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变相叠加，杜绝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的死灰复燃等等，否则，经济改革与发展就会陷入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囚徒困境”，未来我们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更大。

　　还须强调，在阶段性地推进三大战役的同时，制度创新应当是一个不能忘记的永恒主题。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创建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制度，确保不同性质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的平等与资源利用机会的公平；需要建立保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法律保护与申诉制度，最大程度激发民间商业智慧与经营潜能；需要创建必要的资源开采约束制度，以土地数量的严格管理达到控制房价的目的；需要健全完善投资者合法利益的保护制度，搭建起有利于资产重组的稳健资本市场。

　　另外要特别指出，虽然启动了供给侧改革，但不能忽视需求侧的力量改善与健全，许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中西部铁路、大型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以及城市地下管廊等公共产品建设方面，都是过去30年发展不均衡的欠账，我们需要继续发力和补齐。另外，虽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50%以上，但仍与发达国家75%的水平值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也只有消费累积到应有的当量，中国经济才能最终获得强大而持久的内生动能。（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