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子万伯翱回忆父亲：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
7月18日，万伯翱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实习生 彭子洋 摄
2008年，万里和家人在一起。万伯翱 供图
2003年冬，万伯翱和父亲一起讨论体育话题。万伯翱 供图
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一代改革闯将万里与世长辞，享年99岁。今天，万里遗体将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下半旗志哀。
万里长子万伯翱在治丧期间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回忆万里与家人在一起的普通生活。
万伯翱说，父亲退休后非常低调，几乎不出席公开活动，没想到他去世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群众自发到灵堂祭拜，父亲为老百姓办了实事，老百姓没有忘记他。
万伯翱18岁被父亲送到农村锻炼，一呆就是10年，父亲叮嘱他做一名有文化的农民。万伯翱说，刚开始不理解父亲的做法，有过抱怨，后来理解了，在风雨中他锻炼成一名作家。
万伯翱说，父亲对家人要求极其严格，有时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有过抱怨和委屈，所幸家人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个正直、廉洁的人，是万里对家人的叮嘱，也是万里留给后辈的宝贵精神财富。
谈万里退休后的生活
打网球不可以赢他
新京报：您是传记文学作家，如果来书写父亲的一生，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亮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里。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父亲做到了。他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主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多压力，有老干部质问他，“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亲反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父亲果断地回答：“我要人民群众。”
父亲为人民办实事，在人民心中享有威望，因此有民谣“要吃米，找万里。”
父亲去世后，让我很惊讶的是，全国有这么多人怀念父亲，我原以为父亲淡出政坛20多年，为人低调，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父亲的灵堂，不仅有高级官员前来吊唁，还有从全国各地自发来祭拜的普通农民、工人。有个80多岁的老人乔世英主动来灵堂祭拜父亲，他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个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和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分在一组给公厕淘粪。副市长以身作则挑粪，给他留下很深印象。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说：“老市长为人民办实事，我一定要来祭拜他。”
新京报：自1993年从全国人大委员长位置退下来，老人家就很少公开露面了，大家很关心他的晚年生活。
万伯翱：父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就是完全退下来。父亲曾对我说，老同志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让年轻同志放开手脚干，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强有力支持。他给自己定了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
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父亲的退休生活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每周万里会打三四次桥牌，打两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父亲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一首打油诗：“退休不发愁，还有桥牌和网球。还有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又安，老年乐悠悠。”
新京报：看到过老人家打网球的照片，那么大岁数身手还那么矫健。
万伯翱：父亲90多岁还上场打网球，他最高兴的时候是打网球赢了，会开怀大笑。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师范读书时就迷上了网球，他是网球高手，晚年虽然速度不行了，但是对球的判断，击打还是很有力度。陪他打球不是件轻松的事，你不能糊弄他，胡乱打明显让着他，他会不高兴。
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球运动员郑洁和晏紫得了双打铜牌，父亲非常高兴，拉着两个姑娘在先农坛网球场一起打球，打球前，父亲说：“你们可以赢全世界，但不可以赢我。”弄得两个世界级运动员不知如何打球，最后父亲赢了。
新京报：老人家真风趣。
万伯翱：这是父亲的玩笑话，老年人也有童真、要人哄的一面。他其实知道是对方在让他，有次他问他的网球陪练，“我们在一起打球多少年了？”教练说：“30多年了。”父亲很真诚地道歉：“很对不起你呀，30多年没让你赢过球。”
新京报：万老退休后说过“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但他还说过：“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是会说的。”您印象中父亲退休后对哪些事情主动提出意见？
万伯翱：父亲提出三不规定，但并不代表他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每天还要阅读党的文件、内参、报刊。他晚年对环保很关心，有人主张在三亚建一个化肥厂，国家环保局官员给他汇报此事，父亲就批示了坚决反对在三亚建任何污染企业。他还批示对家乡的东平湖，一定不能污染，主张把重工业迁移出来。
父亲一贯关心年轻人，在他担任全国委员长期间，1989年底，他找北大的学生到人民大会堂打桥牌，边打桥牌边听他们汇报思想工作，他很关心年轻人的发展。
新京报：能说说老人家在世时最后情形是怎样的？
万伯翱：父亲去世前一周，因为肺炎感染连续多日高烧不退，在他住院期间，有天我来医院看他，他告诉护士，“这是我的大儿子，我儿子来看我了。”
去世前一天，父亲陷入昏迷，之前医生要给他做血液透析，他摆手坚决不肯做。他最后是自己闭上眼睛的，走得比较安详。
谈万里改革历程
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
新京报：有人说，您父亲是中国改革的标杆式人物，您怎么看？
万伯翱：我认为父亲的特点是实干、大胆。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50年代，父亲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父亲主持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我父亲承担具体指挥工作。父亲日夜奋战在工地上，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父亲回家了，我看到他黑黑瘦瘦，掉了十多斤肉，心疼。
人民大会堂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只用了10个月就建成了，毛主席对此很满意，他在一次扩大会议上表扬我父亲：人民大会堂修得不错，指挥修建的人姓万名里，此人不简单，一天就走一万里。你们要学习万里的速度。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点将父亲担任铁道路部长，他提出“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的方针，大刀阔斧整顿，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铁路面貌大为改观，火车恢复正点运行，民间流传“安全正点万里行”，父亲被称为“正点部长”。
新京报：您父亲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大压力，他是如何克服这些阻力的？
万伯翱：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他确实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父亲曾经对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嘛，我的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经历是在铁道部和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斗争太激烈了，你们作家拿来创作可以写出很好的故事。”
父亲到安徽后，亲自到农村去调研，他轻车简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农村最真实的情况，当他看到农民家徒四壁，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农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见他，因为兄弟几个共穿一条裤子。父亲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农民还过这么苦的日子。他决心要让农民吃饱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过年了，父亲主持农业部门放仓借粮给每户农民发5斤面过年，父亲说，就是杨白劳过年了也得借两斤白面，给喜儿买两寸红头绳过年，他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
1977年，极左思潮仍然盛行，当时有人认为，父亲主导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是跟大寨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但父亲就是大胆，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改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徽的改革，父亲不理会，说，“你走你的阳光大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底下的县委干部害怕了，拿着《人民日报》去问父亲，还要不要坚持包产到户。父亲说，老百姓是问县委要粮食呢，还是问《人民日报》要粮食？要是秋后《人民日报》能给你粮食，你按照它的办，否则你就按照我的办。
新京报：他没有动摇过吗，不担心再次被打倒？
万伯翱：你说我父亲压力大不大，被人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刘少奇被打倒的五大罪状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当时极其严重的罪名。父亲做好被打倒的准备，他曾经跟母亲说：“大不了我头上的乌纱帽不要了。”但他后面还跟了一句：“我若被打倒，人民还会给我平反的。”
在中央首先支持父亲改革的是陈云，后来邓小平也表态支持他完成了安徽的农业改革，安徽的农业改革突破建国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中束缚生产力的东西。邓小平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新京报：万里是十八大主席团成员，老人家如何看待当下的改革？
万伯翱：父亲对当下的改革是赞赏和支持的，他尤其赞成反腐败斗争。父亲对腐败嫉恶如仇，父亲说反腐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党的艰苦朴素、廉政爱民的作风不能丢。
父亲在1986年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我国政治体制存在一个弊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讲话放在现在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谈父子情
父亲叮嘱我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新京报：您眼里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对四个儿子尤其严厉，他对女儿比较温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娇，哭鼻子，开玩笑，我们四个儿子从来不敢跟他撒娇，连跟他说话都有点害怕。他老了以后，就随和很多，对孙辈很和气。
父亲对我的表扬不多，我到农村去锻炼后，有次他写信告诉我，他接见了一批即将下乡的知识青年，他跟那些知识青年说，“我儿子也是知青，我为儿子感到骄傲。”父亲不轻易表扬我，我看到信后心里很高兴。父亲退休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受到周恩来表扬的模范下乡知识青年，我给你写的信最多了。”
新京报：您父亲经常教育你的话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经常告诫我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18岁我高中毕业，父亲就主张把我送到乡下去锻炼，当时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不同意，父亲坚持要送我下乡，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中成长。”
不过父亲叮嘱我，要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他跟我说，“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学，你可以研究养殖业，你喜欢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很厚的笔记本，他在首页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笔记本，里面我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
新京报：您到农村一呆就是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理解父亲的做法吗？会不会想：“我是高级干部的孩子，还要吃这样的苦”？
万伯翱：我到农村去就带着三件东西：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部队发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旧被子，父亲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还有15块钱。我就这样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睡的是50人的草屋大通铺，要到一里多地外担水吃，吃的是红薯加咸汤，我正在长身体，吃不够。和大伙一起干活，有时顶着快40℃的高温、毒辣太阳给果树喷农药，风一吹满身都是农药。累也不能吭声。
要说我刚开始没有想法是不客观的，苦的时候累的时候我会想北京的同学在城市过轻松日子，凭什么要放我一人到穷乡僻壤来锻炼。但父亲给我写信，鼓励我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加强锻炼。我很快融入农民的生活，1963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报道了我下乡锻炼的事情，周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生毕业代表大会上，把我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能得到周总理的表扬，我很自豪。我就在农村扎下根来，一干就是十年。
新京报：这十年的知青生活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万伯翱：我想我达到了父亲的期望，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我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长期的磨练，丰富了我的阅历，农村生活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后来我真的成长为作家。父亲有次对我说，“我年轻时的愿望也是当作家，没想到我们家还真能出个作家了。”
谈家风
对家人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报：听说您父亲对家人的禁令很多，制定了哪些家规？
万伯翱：父亲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的官越大对家人限制越多：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帮别人办事，所有的孩子不许经商。不许使用公家的东西，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细小的规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红色电话，不能坐公务车。
50年代，有段时间母亲曾经和父亲在同一个机关办公，父亲作为领导可以配公务车上班，母亲作为普通职员只能坐公交车上班，我记得母亲的包里总是有大把的公交车票。
父亲和奶奶的感情很深，爷爷参加抗日战争，被日本兵打死了，奶奶把爸爸拉扯大的，解放后奶奶一直跟着父亲住。有一次奶奶去看病，父亲不让公车接送，是勤务人员帮奶奶雇三轮车去医院的。
我们孩子更是从不敢找父亲办事，我是没有坐过一次公务车，没有使用过一次红色电话，从不敢答应帮别人办私事。这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风如此。
妹妹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有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她，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词，他们愿意出4万美金酬谢。4万美金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我妹妹拒绝了，因为父亲必然会拒绝，哪怕是他宠爱的小女儿。
新京报：是否抱怨过父亲对你们要求太严格，还不如一般人家子女自由？
万伯翱：是的，父亲有时候做事极端、不近人情。我的大弟弟是律师，父亲在做委员长期间，有一次看到一个内参，说广东有一个犯人指控大弟弟有经济问题，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处费。父亲怒不可遏，批示说：如情况属实严办。母亲知道后就不同意：你得调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断吧。后来证实这是个诬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错误，父亲肯定不会包庇的，一定会从严处理。弟弟说，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给我判十年，老爷子还会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这样对家人非常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您没有享受到特权，前途反而受到“父亲的阻碍”，抱怨过父亲吗？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尤其反对打着他的旗号去实现个人目的，他多次反对家人升迁。北京亚运会后，我凭着自己的实干和努力，被提拔为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和社长。弟妹在中南海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他回答说，“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争辩说，哥哥下乡锻炼十年，靠自己的本领闯出来的。父亲才作罢。
因为父亲的反对，我妻子一直没能调入北京工作，我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生活，我在郑州读完大学后被部队选中入伍，后来调到北京某部队，但妻子仍然在河南郑州铁路局工作。有人提出能帮我妻子调动工作到北京，但是父亲知道后坚决反对：“在郑州工作不是很好吗？都调动到北京来，那谁来做郑州的工作。我的意见是不要调，谁调她来谁犯错。”我妻子最终没能调回北京。
我当然想妻子调回北京，谁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呢？但拗不过父亲的脾气，要说心里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现在逐渐能理解父亲了，我没有享受父亲的任何特权，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新京报：不能享受特权，反而处处受到限制，您觉得做万里的儿子很难吗？
万伯翱：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呀。父亲的官当得越大，对我们的限制就越多，我们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自由。我有过抱怨，不过也逐渐能理解父亲，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惯了。
新京报：作为儿子，您觉得父亲性格中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优点是心中始终牵挂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缺点吧，作为儿子，从私心上来讲，我觉得父亲对子女太严格了，缺少家庭温情。他对子女生活起居从不过问，他从没去过我们子女5人任何一个小家串过门，可以说他对党、对国家和人民是非常称职的，但对子女似乎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理解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觉得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可以为了大爱牺牲小爱吧。
新京报：父亲给后辈留下什么遗产？
万伯翱：父亲一生清廉，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产，没有存折，没有金银玉器，没有房产，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给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做一个正直清廉、自强自立的人。
新京报：万家后代发展多元化，万里对家族后辈有何嘱咐和期待？
万伯翱：父亲对家族后辈的嘱咐是：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和国家服务，不能做出有损党和人民的事；还有一点是要做一个正直、廉洁的人。
新京报记者 萧辉 见习记者 韩雪枫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