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失联家属为寻亲人成北漂 银行催还乘客房贷
2014年7月，冯志善和老伴谢修萃租下北京郊区的一处棚户房，房子不到15平米，没有暖气。出租屋的桌子上摆放着儿子出国前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写着：母子情深。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2014年12月16日傍晚，高显英坐在床上翻看女婿、女儿、外孙女的相册。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胡女士学会了微信，每天早上她都在微信祈福群中为失联的家人祈福。她的儿子、儿媳和孙女一家三口都在失联飞机上。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2014年9月8日，北京雍和宫，张永利为女儿烧香祈福。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12月15日，北京刮起九级烈风，据说这级别的风足够把烟囱吹坏，令屋瓦受损，微博上人们都在关心“瘦子会不会被吹跑”。
原本，59岁的安徽人张建义与这糟糕天气一毛钱关系没有，他会在老家伺弄他的花花草草，没准挑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出去打乒乓球，享受退休后安逸平顺的小城生活；如果不出意外，44岁的江苏人谢修萃会继续在她们村办的玩具厂做工，十几亩玉米地早已成熟收割，她盘算着多攒些钱给21岁的儿子冯栋盖楼娶妻；此刻，26岁的北京人于嘉（化名）或许正在办公室偷着给老公发微信商量下班后吃点啥，要不要开车去她妈那把儿子接回来，她在“围着爷俩转”的生活里自得其乐。
可惜，现在他们什么也不做了。每周一、三、五，张建义和谢修萃要从北京东郊的通州、南郊大兴的出租屋出发，搭乘3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地铁和公交到北郊的顺义，在空港物流园六街的马航家属沟通与支持中心（以下简称“空港”）与马航争吵，为失联9个月的亲人“索要真相”。
载有154名中国乘客的飞机MH370失去联系已经9个月。马航的家属沟通中心从今年5月起也从市里的丽都饭店转移到郊区顺义。澳大利亚JACC（联合机构协调中心）12月17日出具的一份最新调查通报称，“测绘已超过一万零一千平方公里，至今毫无发现，没有任何漂浮物或者残骸的发现。”
从之前的“有发现”到发现“被否定”，再到长达数月的“无发现”。失联对一部分家属意味着“失去”，而对另一部分人却意味着累加的“希望”——他们笃定地认为“飞机在，人在”，“种种迹象表明，整个事件是一起阴谋，因为某些原因，飞机被劫持或停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64岁的家属张永利说。
空难之外的猜测也许会被心理学家解读为思亲过度的“臆想”。不过，在家属委员会代表姜辉看来，如果说有“阴谋论”，与马方在这起事件中信息的滞后、反复、不公开不无关系。
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飞机终结于印度洋”，但“仅根据英国卫星公司提供数据分析结果就宣布飞机落海结论”遭到家属抗议，外交部发言人洪磊3月25日亦表示，要求马方进一步提供得出这一结论的所有资讯和证据。
它的悬而未决，如同一出剧情跌宕的连续剧，没到最后不知该叫“悲剧”还是“喜剧”。但情节已经足够“悲切”了。9个月，物是人非：有的人孑然一身，或将老无所依；有的人抛家舍业寻子，贫病交困；还有的人成了重度抑郁症患者。
心灵之殇： “抑郁：极重；焦虑：极重 ； 敌对：极重 ”
12月12日的马航通气会依旧压抑而一无所获，5个月前就提出的“公开登机录像”的要求还是没有明确回复，马拉松式的争吵令人生倦，家属们纷纷走出办公室到外边走廊里透气、抽烟、攀谈。
“我说，飞机还在呢，没在印度洋，人好好的。朋友不相信啊，我说，你不相信啊？人家赶紧说信信信。我说那你表情怎么这样？人家说，我相信。我说，行，信就中了……” 高显英身边围着一圈女家属，她音调不高，语速却又急又快。
59岁的安徽人高显英女儿、女婿、外孙女一家在飞机上。她和丈夫张建义是“劫持说”坚定的信仰者。
12月16日，在位于北京通州临河里地铁站附近的出租房里，她向来访的我解释这个说法的缘由，“你看过阿联酋航空总裁的报道吗，我发到你手机上……喏，他说过，‘失联的MH370没有坠入印度洋'，还有社科院的专家写的文章《MH370写给2014年的一封信》，你看过没有？有很多暗示，他肯定知道内幕。”
高显英搬出平板电脑给我翻看这些文章，张建义则在一旁用手机刷家属群的新微信。凳子上还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几乎就是老夫妻俩现在生活的全部内容：刷微信，上网，查看关于MH370的所有信息。除了每周三天，每次9小时来回空港，他们几乎足不出户。天色渐暗，房间没有开灯，凌乱堆放的衣物和铺了一茶几的袋装食品都在透露，屋子主人并没有心思做收纳一类的工作。
可搁在过去，在老家安徽涡阳县，高显英绝对称的上精明能干的女主人，在外，退休前她是县制管厂的领导，对内，她是治家教子有方的母亲。后者尤其令她骄傲——女儿张晓蕾乖巧上进，考上北京的名校，毕业后进了一家上市公司，很快在京城成家落户。
外孙女心心今年快3岁，聪明的实在招人喜欢。这是小城退休老人最寻常的天伦之乐。女儿过年过节带着孩子回老家，他们老夫妻呢，北京、安徽两头跑着就当旅游，一半的任务完成了，就等着给刚成婚的儿子带孩子。
如今，高显英显得“魂不守舍”：看到小区里身材差不多的小孩叫姥姥，就忍不住冲过去，到眼跟前才清醒过来，“这不是我家心心”，但还是忍不住要摸摸人家，直到丈夫过来拉她，“走吧，走吧”。时间长了，小区里的父母也紧张起来，“老看人家孩子，人家就警惕了，以为是偷小孩的。”
还有她的眼睛，总能看到幻象：“闺女一家坐在床上，女儿在玩手机、女婿在打游戏，还有外孙女在玩玩具，她手舞足蹈的，像这样……”高举起双手挥了挥，“就在我眼前，清楚的就像放电视。”
耳朵似乎也出问题了，要不怎么老听到女儿在喊，“妈，我的鞋你放哪了？”这样一场幻觉下来，身上的内外衣服都被汗水浸透。
丈夫张建义扭过头背对着我们，他抹了把眼睛，从茶几下掏出一张安徽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书，“抑郁：极重；焦虑：极重；敌对：极重；恐怖：极重；精神病性：极重。”
不过高显英没有按医生嘱咐的住院治疗，她决定在北京打“持久战”，这个出租房也签了一年的租期。
持久战内耗巨大。照片上的她是中年妇女的圆润，浅浅的酒窝，和面前这个母亲判若两人——她清瘦了超过30斤，笑容很少，说话时酒窝显得更深。
在华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系兼职教授单怀海看来，心理创伤应激障碍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三天内的急性应激障碍；第二阶段为半年后。危机干预治疗应该在两个关键阶段及时介入，“特别是创伤发生半年后，可能出现创伤后的延迟反应（PTSD），比如抑郁、失眠等。”
中国心理干预协会理事何日辉说，这种延迟反应还表现为敏感信息的“闪回、回避”，伴随着延迟反应，可能引发轻度人格改变。“而马航的事件更特殊，因为没有确切说法，这9个月内刺激是一直不断的、没有消失，长期的刺激下人会受不了，可能越来越严重。”
“如果说，九个月前我们是担心，焦虑，现在只有（对马航的）仇恨。”62岁的戴淑琴瘦高个，声音沙哑——嗓子从3月就坏了也没顾上去瞧病。她坚持认为，真相被掩盖了，马方只是在拖延和应付。
戴淑琴的妹妹一家祖孙三辈五口人在飞机上。她常梦到妹妹一家在求救，“他们在喊好冷好冷，你想海里多冷啊。”这样的梦总发生在半夜，然后她就被惊醒，睁着眼睛瞪着天花板直到天亮——再也无法把自己安放进睡眠了。
不少家属都在日复一日地失眠，于嘉说，在家属微信群里，不管多晚有人发一条“睡不着”，马上就会有人回应。
还有一些承受巨大苦痛的人们却甚少袒露内心，在公开场合，他们显得寡言而节制。一位失去独女的单亲妈妈看起来总是优雅而彬彬有礼，而一位记者说，当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飞机终结于印度洋”时，这位母亲几乎是现场哭得最歇斯底里的一位，她全身伏在地上，久久发出尖利的叫声，直到最后晕厥过去。
救赎无论看起来多么飘渺都会被受难者紧紧攫住。高显英现在会求助于佛教、耶稣，甚至在床上摆放一本励志丛书，冀望从中汲取人生力量，免不了的，她还会求助于巫术、算卦之类，一切能给她希望的东西。
今年女儿、女婿、外孙女的生日，她分别为三人买了一串转运珠，夜夜戴在自己手上。
而另一位在家属中颇有威望的张永利，也为他在飞机上的女儿，拦住八大处云游的和尚求算前程。“人家回说，人平安着呢。不同的是，现在你们吃中餐，他们吃的是西餐。这些人是有福气的，很快就回来了。”
张永利把这话捎回给其他家属，“人快回来了，按天数。”这让高显英很振奋，她想着，女儿走时还是穿着春天的衣服，得赶紧准备的冬天的衣服和被子。而她的亲家母抢着说，“衣服我来准备，你到时候就拿着被子，孩子回来了肯定冻坏了，拿被子先给他们裹上。”
说这话时，于嘉也在现场。“听这话一下子有精神了”。
积蓄许久的火山爆发时山崩地裂，而今它沉寂的理由只是“希望”二字。
家委会代表姜辉说，在丽都酒店家属集中时，曾有台湾慈济会的社工为家属做心理疏导，也有120救护车随时待命。现在，家属分散在各地，心理问题只重不轻，而心理援助却没有了，他本人是找朋友做的心理咨询。“希望能在空港设立心理支持咨询点，在地方落实心理援助，帮助那些不能来京的外地家属。”他说。
“在国外，NGO组织和社工服务很成熟，他们能提供针对PTSD的创伤干预，发生重大社会事件会有心理医师、社工及时介入，不单单是做心理干预，（因为创伤可能影响社会功能）还包括帮家属恢复社会功能，提供持续性支持。”在何日辉看来，后续的支持更重要，“可以由政府牵头，有实力的基金会提供赞助，NGO提供服务共同来做。”
贫债病交加 ：寻子让她成了“北漂”，
12月14日，谢修萃骑着大嫂捡破烂收来的自行车走了20分钟，去试她来京后的第三份工，一个小区的楼道保洁员。
大概是为了考验新人，她被主管分配到三幢统共80层楼的卫生，“比别人都多”。因为没经验又急于表现，扫起的扬灰太大，被楼里的老太太狠说了一顿。
“上下拎水除灰可得拎多少趟呢?”谢修萃简直要直不起腰了——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这点灰在她看来不算什么。谢修萃住在北京南郊亦庄桥北的一个采砂场附近，石棉瓦搭起的二十平米的工棚，一个月租金50块，夜间呼呼的凉风往砖缝里钻，谢修萃捡来糊墙缝的泡沫路牌显得不堪一击。
运送砂土的大卡车高频率地在夜间出没，卷起厚厚的一层黄沙，我去的那天晚上就遇到了，那简直不异于一场短时沙尘暴，灰尘大概在五分钟之后落定，黑色的羽绒服上披上了一层土。
谢修萃和患有哮喘的丈夫冯知善就住在距采砂场十米左右的地方，没有门牌，甚至在地图上很难定义，标志性的是，家门有一条五米宽的臭水沟，附近饭店把泔水排往这里。 通往她家的路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借着采砂厂夜间作业的灯光，沟里的地沟油泛着绿光。
他们在这住了五个多月。原本对他们，北京是地理和心理距离都太遥远的地方。
活了44年，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谢修萃几乎没离开过她生活的那个小村庄——江苏连云港赣榆县大赤涧村，更别说800公里外的北京了，听儿子冯栋说，那要先坐乡村巴士到县城再坐车到连云港，再坐上一夜火车才能到。
MH370上的中国乘客来自20多个省份，这是一趟夜间飞行的航班，票价相对低廉。站在登机口，空服人员会向这样一群中国面孔问好：赴马来西亚的画家团成员，天津某公司的职员，国内某大型通讯公司的职工，工信部人员，尼泊尔旅游转机的游客，以“中国大妈”为主的商务考察团，还有冯栋这样的新加坡劳务派遣的农民工。
2014年3月10日，谢修萃瞒着在新疆打工的丈夫冯知善，头一次跟着女儿进了京。这一次，却是为了“找儿子”。
在丽都饭店，她竟然碰到了丈夫!1米8大个的男人眼睛已经哭肿了——“原来他早就知道了”，瞒着妻子坐了快两天火车才到的。两人见面，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回忆自己44年的乡村生活，只有三年级文化的谢修萃说，“虽然没什么钱，但是很幸福很幸福的。”
像大多农村主妇那样，她勤俭、隐忍、坚韧，一个女人操持家里十几亩地，眼看着邻居家房子盖起来了，以她不认输的脾气，咬咬牙借款凑了二十万盖起了两层半的新房。
丈夫常年在新疆打工，大约只能在春节回来一次。女儿在无锡念大学，她“砸锅卖铁也供她念，说白了，就是不想最后落下个埋怨”；儿子上完初中不想上了，学了钢筋工的手艺，跟着父亲走南闯北打工。
眼看着，女儿今年就毕业上班了。儿子也到该结婚的时候了，房子也盖好了。因为劳累过度，月子里落下的病通通发作了，严重的乳腺增生使得她常常一抬胳膊就痛的要晕过去，不过她说“心里舒坦，这辈子的任务完成了一半”。
没想到，另一半任务暂时没机会去完成了。
5月2日，马来西亚关闭了各国的家属安置点。在丽都饭店的家属们被要求各回各家。在老家待了两个月，实在待不住，工厂的活也干不了，地里的活也没心思弄。
她和丈夫一合计，咬咬牙卷起铺盖卷又扎进了北京，人到中年不得不裹在簇新的年轻人中间当起“北漂”。
毕竟，这里离信息近一点。似乎离空港近一点，离儿子也近一点。
谢修萃的信息都来自家属的微信群。为了和别人交流，她竟然学会了微信，还学会了普通话。开始时，埋着头打字打了二十多分钟才编辑完一条，刚发出去人家早就换别的话题了。
“晚上前半夜睡不着觉，坐着看手机，来回看。”她还在小饭馆做洗碗工时，屋子里信号不好，干着急，紧赶着把碗刷完了躲在外边刷微信，结果还被老板笑话，“您忙得都有空看手机了。”
想儿子时她就窝在床上记日记，可识字太少，心里话说不出来回只有这几个字：“3月8号：儿子失联的日子；9号：儿子，爸妈不相信这是事实；10号，儿子，妈希望你活着；17号:哭……；5月9号：等……；7月30日，儿子，妈直不起腰了；8月30号：等，儿子妈的眼睛快哭瞎了；9月1号：盼；11月4日：想……”
这代价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也犯了，“每天晚上就得要孩子他爸给我翻身。”眼睛连哭带长时间盯着手机患上了干眼症。丈夫带着她去别人介绍的“河北涿州的一家大医院”瞧病，医生给她开了一千多块钱的药，“我们一天的伙食费才五块钱。”夫妻俩不敢在医院多待，揣着药又回了家。
现在最令人犯愁的是，去空港要老请假，从住的地方走一公里地坐20分钟公交再倒2小时地铁，下车再走4里地，来回要一天，还得准确计算好归程，要不就赶不上公交。丈夫干的装卸工的活不方便老请假，有时候就得她自己去。“我不认识路啊，地铁口哪个口出哪个口进都不知道。”这令她苦恼不已，有时她看着上下地铁的人就干着急，“到底下不下？”
空港那边的盒饭贵的也让她直咂舌。“好家伙，一个韭菜炒肥肠还是什么，那么一小碟，就要16块钱!”有的家属好心请她吃饭，她怪不好意思，只得每次揣着一碗泡面去。
现在，飞机也被她附上了莫可名状的情感。“一听到飞机声就忍不住跑出去看，有一次看到飞机不像飞机，圆溜溜的东西在飞，我就追着它跑，它在天上飞，我就在地上跑，没多久，它就停了。我就在下边看，慢慢看着，它突然冲着我来了，我又跟着回头跑。诶，奇怪，它扭头就飞到旁边的院子里去了。烧开水的老头还笑我，那是小孩玩的遥控玩具。”
“每一次飞机飞过，我在心里喊，孩子回来吧。也不知道他哪一次能回来。”
对于谢修萃这样本就在底层艰难生存的家庭，变故于他们是粉碎式的。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他们面临的则是实际又猝不及防的困扰。
比如62岁的山东人文万成从丽都回到济南后，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催款单，说他的儿子文永胜已经逾期6个月未偿还房贷。
他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加在一起大约3000元，根本无力缴费每月9000元的房贷。老文说，有关部门曾口头向家属承诺，乘客的房贷、车贷可以缓缴；他试图申请缓缴，可他们当地银行回复：政府没有正式文件下来不行。
而他每周来京参加沟通会的餐宿花费已经累计近7万元，其中不少是外债。
“失联”是介乎“失事”和“失踪”的中间状态，在法律上暂无定义，在经济生活中也无法可据，比如财产就暂无依据处置。
像文万成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他们一方面无法提取亲人的银行卡存款，一方面还要为在此期间的精神损失、身体损害和生活支出埋单：一位河北籍家属忧思过度，“一夜白头”；一位黑龙江籍家属旧病发作，住院数月……(直击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