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从空前觉醒到伟大复兴

日本出版物介绍杨靖宇（选自《与世纪同行》第7卷）

八路军敌后战场 （115师某部的机枪阵地）

为祖国甘愿清贫（高中时的钱伟长）

　　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它发生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刻。侵略者必然要选择这一时刻。

　　 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

　　此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历史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的水道攻进城内。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

　　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

　　在饱受欺凌、廉耻扫地、暗无天日的年代，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诘问：“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因为当时中国的状态，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

　　 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