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旺 （2014年3月28日）
一、“群众”路线的内容及涵义。
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概括是最全面、最权威的表述：“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简单概括为：1.“两个一切”，体现在党的宗旨、党的性质、政治路线上。2.“一个来一个去”体现在民主集中制组织路线、方法论、认识论上。3.“两个结合、一个坚持”体现在工作方法、工作策略上。
1982年“十二”大党章，增加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政党宗旨，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三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以后在党的多次会议文献中、对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有新的丰富和发展。
二、“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的奋斗和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有一个曲折的提出、形成、完善的过程。
（一）提出阶段
“依靠群众”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共识。党成立前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中就指出，“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对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力量的认识。
1921年7月，陈独秀给出席党的“一大”代表信中，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稿）》第三条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一大”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群众”二字，但“工人、农民、士兵”就是群众。这些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群众意识（党的“一大”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召开的，“纲领”也由共产国际的代表帮助起草，目前仅存俄文和英文稿）。可以看出，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行动纲领。
1922年7月党的“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地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记：“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已知的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群众的概念和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宣言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1925年9月至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1927年4月至5月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组织问题决议案》“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党章”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同年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首次明确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详细规定了支部的六项任务，包括“宣传和组织群众”等。从这一期间党的文件可以看出，党一直在探索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做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11月， 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即“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
1929 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表述，也是“群众路线”最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
根据《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精神，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做政治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成功实践。
毛泽东不仅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理论建设上重视群众路线，而且付诸于行动。早在1921年秋天，毛泽东去安源发展党员、动员革命，后同李立三、刘少奇共同组织了1922年9月的安源路矿总罢工，成为中国工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运动。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1927年3月毛泽东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用32天的时间考察起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就是工农群众。 毛泽东是对党、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最早、最多、最为系统、最为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党的领袖，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奠基人”。
（二）形成阶段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需要进行总结；抗战爆发后，依靠全民抗战成为党面临的新课题。这些都促使党的领导人系统地思考和践行群众路线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运动报告中，提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到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这一期间，毛泽东反复阐述和强调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
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再一次系统地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 他首先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地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和教训，肯定了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强调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要求全党全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时刻牢记“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同时提醒全党“我们共产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结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踞高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毛泽东还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 同时，毛泽东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指出，“党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上述精辟论述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七大”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
（三）发展完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由革命的党变为执政的党，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线”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和身体力行的实践。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对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邓小平说“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他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他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进一步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
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党的群众路线需要与时俱进，“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党的群众路线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包括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它面临的新的问题、新的内涵、新的方法等各个方面。 “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路线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但在探索中也出现波折和困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虽然表面也是“依靠群众”，但是搞成了“群众运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也成为片面理解和执行“群众路线”的错误范例。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下简称“决议”）总结了“文革”的教训，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概括，形成了至今一直在使用的规范表述，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十二大“党章”又加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宗旨”，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重大而有力举措，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
总结上述“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完善过程，可以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党的群众路线伴随着党的历史形成，伴随着党的历史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动荡，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前进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不断探寻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之路，探寻人民群众的幸福之路。党的成长和党的群众路线都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挫折、拨乱发正和再发展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群众”路线的思想源泉和内在逻辑。
（一）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第一位观点。“群众”的涵义：相对于英雄人物和先进分子而言的群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人们”是指社会的一切成员。由于各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其他社会条件不同，其意向、要求和利益亦各异。他们的活动，或者遵循或者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不同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各不相同。要研究历史的发展，必须在承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基础上，探讨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唯心史观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根本观点出发，认为少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人，或者具有非凡的才智，或者秉承上帝的旨意，他们的思想动机决定历史的发展。这种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是反科学的。
唯物史观则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而确认作为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正是他们的生产斗争和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社会斗争，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具体地说：
1.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资资料生产的承担者。他们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创造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并为政治、科学、文化等其他社会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停止了生产，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要灭亡。必须充分估计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其中劳动者是决定的因素。工具也是劳动者创造并不断提升的，劳动对象除原始的土地外，也都是劳动者的成果。
2.人民群众在精神财富创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离，剥削阶级垄断了科学文化，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聪明才智受到很大的压抑。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身于剥削阶级、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精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他们的发明创造，归根到底要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科学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不仅如此，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科学发明、艺术创作是劳动人民亲自制作和创造的。在劳动人民中产生了许多发明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直接为人类创造了重要的精神财富。
3.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做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劳动力、劳动者，处于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他不仅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时他直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从陈胜、吴广起义到辛亥革命无不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通过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对反动的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来实现。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尽管在革命斗争中有过挫折和失败，但它们始终是各自时代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新兴的剥削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的主力军仍是劳动者阶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5页）强调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并不意味着对杰出人物作用的否定。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伟大人物发动的重大历史运动，不仅要考虑人心的向背，而且要以不同的方式同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和“得民心者得天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中国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而“民本”思想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权合法性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中也是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
前提：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普通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中国实际”包括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文化的实际两个方面（主要是儒学的优秀方面）。
中国文化的实际在于儒学的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的理想有相似性和同构性。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泉在于共产主义与儒学大同理念的契合。
契合实现的过程：毛泽东幼年接受过系统的儒学经典教育。毛泽东生于1893年，第二年也就是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中国全面失败，辛丑条约，丧权辱国，殖民地化加深。在其七岁时，八国联军进入中国。毛泽东熟读四书五经，到1901年其湘江私塾念书，传统文化对毛泽东人格形成具有重要的思想源泉意义。
“民本”思想、“人皆可以为尧舜”、“民心向背决定王朝兴衰”的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是儒学思想批判性继承的内在逻辑的发展。
1. 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和智慧。
（1）《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五子：夏王启的儿子，夏王太康的弟弟。对哥哥夏王太康朝政的批判。大意“祖先大禹教训说，对民众应亲近，不可鄙视，民众是邦国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邦国才能安宁。“民惟邦本”简化成“民本思想”。
《虞书·大禹谟》：帝念哉：“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大禹的大臣皋陶讲：“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民心民意即天心天意。
（2）周武王灭商伐纣，也以“天命民欲”做为道义的基础。其有一篇著名的檄文，其内容：“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吾有民有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3）孔子。把“仁政”“爱人”做为君民关系的最主要的要求。并且强调养民，富民。使民以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释）其思想是“使民以时”。
（4）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与民同乐同忧”的思想，让人民有基本的生产能力来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孟子最主要的思想贡献是提出了民心的得失向背是天下得失的决定因素。进一步发展了《尚书》中“天意即民心”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贵民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且提出对于昏聩无道的国君，同姓的卿相可以“取而代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5）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大儒，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使民本思想进一步丰富提出了“爱民”“化民”“利民”“养民”、“凝民”“富民”等观点和政治主张。并且“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
把君民关系喻为舟与水的关系。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李世民，反复强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李世民。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李世民。
唐代的柳宗元提出了“官吏”是人民的仆役的思想。
（6）近代，民本思想又被先进人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武器。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谭嗣同
儒家的民本思想集大成之观点：
1）国民关系。民是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民是天下的主人，是历史的决定着，民心向背决定着天下兴亡。
2）君民关系。民贵君轻。
3）官民关系。吏为民役民仆。
4）利民就是公义，天下为公。
5）官以不贪为宝。把人民摆在最高的位置上，就必然会有“不贪为宝”的信念。
2.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
毛泽东创造性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吸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剔除了封建性的糟粕。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发扬了民主等一系列思想。
其超越之处：
（1）真正确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恢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古代民本思想既有人民是主体性的精华，也有人民只是一种消极的政治力量的糟粕，过多的强调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作用。
（2）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人民群众在生活中的主人翁的地位。“民本”思想有民的基础性作用服务于统治者治国安邦的目的。往往只是被利用的对象，是统治者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而不得不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毛泽东则把为人民服务做为党的宗旨，党的性质。
（3）树立人民主权的民主价值观。传统民本思想的权力主体是君主，理想的君主统治要以民为本，为民做主。毛泽东以主权在民、治权民授、人权民享，不是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毛泽东为了实现他心目中“主权在民”这一理念，以一种一往情深甚至执着的精神进行了探索和奋斗。在晚年发动的“文革”也是在以群众路线，人民直接使用国家权利的口号下去进行的。一再发动给他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带来深重劫难的政治运动。是否与他骨子里“主权在民”有关，应做进一步的探讨。
四、“为民、务实、清廉”——群众路线的主题，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质。
为民 ：党的宗旨、党的性质。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至上，立党为公。
“两个一切”，“一来一去”。
《毛泽东粟裕与淮海战役》一书中写道在淮海战役中，在力量上，国民党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70万人，而共产党投入的兵力华野是35万人，中野号称15万人，很明显国民党当时在力量上是占优势的。在装备上，淮海战役国民党拥有5个机动车团，美械装备，飞机大炮，装备优良。但是淮海战役打下来，一战定江山，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基本消灭殆尽，百万雄师过大江，风卷残云。
淮海战役的后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军队被围困后，国民党的战场到晚上是鸦雀无声，一片漆黑的，因为老百姓都跑了。而共产党战区，老百姓推着小车送大米馒头，枪支炮械，熙熙攘攘，灯火宣明，热火朝天。到最后的时候，国民党困厄交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领仍然是奢靡浪费，这个军队打败仗是必然的。淮海战役的最后几天，共产党战壕里的同志喊大喇叭：“蒋军兄弟过来吧，我们这里有大馒头吃。已经给你们家分好田地了”等。这种政治力量是非常大的。由于国民党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掠取农民土地的，国民党士兵为国民党卖命依然分不到土地，而共产党却能做到。就这一点，分了土地的国民党兵是不会愿意攻打给他们土地的共产党的。所以在最后阶段的时候，每天往共产党军队跑的士兵达到三四万之多。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由战前的35万增至55万人，到渡江战役为60万。这次战役展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显示了民心向背决定天下兴亡。在这场战役中，蒋介石看到的是5大兵团，80万兵力，美械装备，飞机大炮。而毛泽东看到的是人民群众，人民军队，军民关系。
务实 ：党的作风和品格，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把党的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解决人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讲到解散大食堂，真实的情况比电影中讲到的更加严重。平均每人一天三两粮食，三两当中工作组吃一点，队干部吃一点，食堂做饭的再吃一点（“三年不下雨，饿不死灶上人。”）到其他人吃饭的时候，一碗里都是水。在中央领导下来调查之后，解散了大食堂，改革开放后小岗村村民带头大包干，后来发展成为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来又有了承包法。可见好的政策、好的想法都是与群众接地气的。不接地气的时候，错的政策、想法比比皆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是危险的。
苏联共产党20万党员的时候，打倒沙皇，夺取政权。200万党员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侵略者，捍卫了苏维埃政权。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苏联共产党就是由于长期脱离群众，才导致如此恶果。
清廉 ：为民宗旨对党员干部职业操守的要求。不贪为宝、反对享乐主义、奢侈之风、官为民仆民役。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民、务实、清廉，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真正为民，才可能务实、清廉，唯有清廉、务实才可能真正为民。长期的腐败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导致亡党亡国。我们要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把老百姓最反感的事进行纠正，把老百姓最想办的事情办了，这就算成功了。党的群众路线一定要抓住主题，要解决人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与国家兴亡关系极大。
文景时期，汉文帝与汉景帝创造了文景之治的大盛世，这也是封建史上第一次盛世，长达50多年。其中汉文帝的节俭之风至今让后辈为之叹服。汉文帝即位初年，拒收进献的千里马，每年亲自下地耕种并把十五抽一订为三十抽一。在其在位十二年的时候，彻底废除了田税，直到汉景帝时才对田税进行恢复，仍为三十抽一。汉文帝其身上所穿为黑色的粗布衣服，从不穿绸缎衣服。有一次，汉文帝到西安霸陵。其时，文帝向及群臣说：“嗟乎！用北山之石为木棺的外套，把麻绵为絮，调和成漆，胶之于石，任何力量也动不了坟墓了。”众官员都说：“这个办法好。”张释之说：“皇帝的墓穴中多多地藏着金玉宝器，就是用金属冶铸成南山，人们如要掘取，仍然会想出办法，把宝器得到。如果坟墓中没放着宝物，人们就无意于发掘它了，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文帝说：“你说的对。”其死后坚持节俭轻葬，全部用石器陪葬，不用任何金银。而慈禧太后恨不得将天下珍宝都带到坟墓中去，最后国民党十二军孙殿英将其坟墓炸开，搜掠一空。汉文帝死前曾下一道诏书：“天下万物，自有生死，乃天地自然之理，何必哀痛不已。民间照常嫁娶，饮酒吃肉。儿女戴戴孝带即可，但宽不能超过三寸”。有这样的君主才开创了文景之治。
隋文帝一生节俭用事。一次因病配药，需要一种“胡粉”，（一种普通的化妆品）但在宫中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还有一次要赏赐某大臣一幅织成的衣领，但在宫中最终也找不到一顶新领，只得作罢。因为隋文帝本身十分勤俭，所以隋朝国力迅速增强，公元270多年，统一了中国。而南方陈朝的陈叔宝却沉湎于酒色，骄奢淫逸，宫殿一造再造，后宫不断充盈，最后被隋文帝所灭。陈后主被俘后上书隋文帝，劝其大兴土木，建筑宫殿。隋文帝听后置之不理。唐朝诗人李商隐看到这段历史写下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的诗句。所以说，清廉也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