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最高的学术头衔要匹配最高的科学伦理

    2014初夏，中国院士制度要迎来“大修”了。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召开院士大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并且具体地谈到要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退休退出制度等等。

    我国现有743名科学院院士、802名工程院院士。院士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原本为终身荣誉——没有“退出机制”。此前出了个著名的“烟草院士”事件，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在2011年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所研究的“减害降焦”被斥为伪命题，中国工程院除了“动员”他自愿请辞外别无他法，谢剑平只表示“还在考虑”。这个事件充分说明，院士的进退机制，真得“创新、再创新”了。

    “烟草院士”为什么能顺利入选？众多院士的呼吁为什么都无法阻挡“烟草院士”的当选？这些年来，为什么那么多官员、企业家都一门心思去参评院士？这背后究竟有哪些非正当利益在驱动？当然，这里院士“退不退休”与院士“退不退出”是两回事，但“不愿退休”和“不愿退出”都一样，都是因为“院士”这个称号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巨大的“实惠”。

    科学人才培养使用的机制，有好的也有差的、劣的、坏的，坏的机制让好人也变坏，更别提随后的科学成果了。最高的学术头衔，需要匹配最高的科学伦理。这种伦理，就是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该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在处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时，应遵循最高的行为准则，这样才能与“院士”这样的最高头衔般配。爱国奉献、淡泊名利、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崇德向善，善养浩然之气、求实之风，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都是科学伦理的内在要求。这里尤其重要的是，需要科学家求实求真，要说真话、掏真心、问真相、传真知、明真理。

    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追寻万众心中的伦理，在科学界更应如此。

    也在2011年，出了一个候选院士“捐精”风波：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段振豪入围了中科院院士候选名单，随即他被妻子指控包二奶、养私生女，而段振豪对媒体表示自己只是“捐精”给对方生孩子。如果不是这个“意外”，他很可能成为院士了。随后，他被移送司法机关；再后来，他被北京高院以贪污罪终审判处13年——他利用科研项目的便利，报销虚假的差旅费、劳务费、交通费、文印费等，骗取科研经费第一笔124万元，第二笔5万余元，第三笔17.8万元。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不是祸起萧墙、家庭内部出了问题，这个被称为科学家的段振豪，这个违反伦理道德的研究员，这个贪污科研经费的犯罪分子，今日很可能春风得意地坐在院士的宝座上呼风唤雨呢！

    腐败与亚腐败对知识界、尤其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渗透，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知识界的腐败早已不是孤例。一年前，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落马，揭开高校腐败江湖的一角；随后涉嫌行贿他100万元现金的某工程公司董事长也“进去”了。这个周文斌，是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他继续鼓捣下去，成为咱们自己的工程院院士，也完全是可能的。

    院士遴选，是科学界的大事；科学家成绩的评审，要靠业内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靠单位搞公关、个人拉关系。此前，社会上热议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只差一票落选院士”事件，其参选过程中，原铁道部的力挺起了不小作用。每次院士增选，候选人及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集成、包装”的现象都是屡禁不绝。

    伦理若坏，风气必败；制度不良，歪风必狂。早在2010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就联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批评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和科研文化问题，指摘许多人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拉关系上，文章轰动国际学术界，值得科技界警醒与反思。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是必须的；在这过程中，以最高的科学伦理准则来要求院士和候选的“准院士”，也是应该的。如果不是“德学双馨”、“德高望重”，那就不配“院士”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