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今晚开播

■本报记者 张晓娟

莫言的《红高粱》第一句说：“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世界文学地图上的地标之一。张艺谋的《红高粱》也用了一句旁白开始：“我给你们讲的是我们家乡那块高粱地发生的神奇事儿。”这番高粱地里发生的神奇事儿，让中国电影第一次拿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二十六年的等待之后，高粱又红了。今晚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红高粱》将登上荧屏。因为珠玉在前，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前作高山仰止，剧版自然是万众瞩目。

经典的二十余载

小说《红高粱》最早发表于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杂志，描写了“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作品甫一发表，就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成为当代中国“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扛鼎之作。两年之后，张艺谋将其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张导的这部“处女作”一经公映，颠覆了整个世界对中国电影的认识。在电影票只卖几角钱的年代里，一张《红高粱》的电影票被“黄牛”炒到五元甚至十元。而那一嗓子“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也是响彻中国城乡大地。

无论是小说《红高粱》还是电影《红高粱》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式作品。其中那朝气蓬勃的生命力量，那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民族精神，让它不仅成为高密的故事，更是一个中国的故事。当九儿和酿酒汉子们用生命去捍卫故乡、土地和尊严时，读者在《红高粱》中，不再是故事的聆听者，而是历史的思想者；观众在张艺谋的电影中，也不是影像的观赏者，而是仪式的见证者。

莫言弥补了遗憾

据说电影《红高粱》拍完后，就有人找到莫言，希望把它拍成电视剧，但莫言一直认为时机不成熟。莫言觉得电视剧版应该比电影更上一层，而不是拍成电影的扩展版。“我对电影版有些遗憾，因为影片时间有限，是容纳不了一部小说的，在我看来，很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没有展开，希望电视剧能弥补这个遗憾。”

说起遗憾，当年《红高粱》的故事发生地高密，因为电影而被“误导”成一片蛮荒之地。这次郑晓龙特别请来了莫言的山东老乡——赵冬苓担任编剧，努力为观众重现原汁原味的高密。另外电影《红高粱》充满形式感的画面和仪式感的场景，让故事退隐成大主题的背景。此番有了剧情大导郑晓龙掌镜，剧版的《红高粱》被打造得环环相扣，人物命运也更加跌宕起伏。

41岁的周迅出演十九岁的戴九莲（九儿）也是该剧的亮点。尽管有观众质疑这个精灵古怪的江南女子，能否胜任北方女性的豪迈干练。不过听说莫言看到周迅的表演后表示，“这个选择没错！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按他的标准，周迅版的九儿可能更接近小说本意。

新版故事更丰满

《四世同堂》、《渴望》、《甄嬛传》这些出自郑晓龙之手的电视剧，每一部都以故事见长。郑晓龙坦言，《红高粱》原著中的文字偏意识性，碎片化的故事被作者杂糅在叙述者的记忆中，很难用电视剧呈现。因此为了适合电视剧的叙事需要，编剧添加了许多小说中没有的人物和情节。

其中秦海璐扮演的单家大嫂淑贤、黄轩扮演的九儿初恋情人张俊杰，都是新增加的人物。而原本在小说中一带而过的朱豪三，在电视剧中由于荣光扮演，据说角色的戏份还挺重。除了用人物串起复杂的剧情，该剧还加了一条硝烟弥漫的剿匪线索。男主角余占鳌不仅落草为寇，还拉起了一支队伍“打鬼子”。

面对媒体采访，郑晓龙表示小说和电影如同他面前的“两座大山”。但是相对电影来说，电视剧的时长，让他更有空间“玩花样”，“电视剧和电影是两个不同的载体，电视剧更注重讲好故事。我们既保留了原著的精气神儿，又增加了故事的可看性。”他满怀信心地说。不过究竟好不好看，今晚观众可拭目以待。

编辑： 张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