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爷爷 贺进——写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记忆中知道自己是一个烈士的后代是全家迁往爷爷的牺牲地——武安上小学时，那个年代在不断填报的“家庭成份”一栏时，一遍又遍地以特有的“革干”强化着自己有一个不凡的家世，那时对“革干”一词骄傲地解释为爷爷是烈士。而对爷爷的记忆由儿时坐在爸爸自行车前梁上，前往贺进村民家里听到的点点滴滴和感受到的热情接待，再到工作后多次参加贺进烈士陵园的悼念活动，加之写这篇纪念爷爷的文章时，又系统查阅了爸爸保存的与爷爷有关的有限的一些资料，一个有知识、有胆略、有担当、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报效国家直至为国捐躯的一幕幕，在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一、忧国忧民，毅然投身革命
　　爷爷（原名郝桂峦，化名贺进）出身在一个较富裕的家庭，自幼聪明勤奋，刻苦好学，能说善写，早年在家乡河北正定读书时经常看一些进步书籍，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积极上进，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在校期间，正值日寇妄图侵吞华北，国难当头，爷爷目睹国难日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在火热的斗争中，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践踏华北，乡土沦陷，爷爷从学校辗转天津逃回到家乡正定，又与亲属一起逃难到山西，沿途看到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惨景，亲身感受了中华民族经受的苦难，激发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毅然撇下年过半百的父母和怀孕的奶奶，同另外8名青年坚定地走向自己早已选定的革命道路，奔赴中共北方局朱瑞主办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学习，毕业后留太南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抗日革命队伍中。1939年任机关指导员。1942年在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学习后调河北省武安市四区（继城）任区长。

　　二、壮大民兵力量，组织生产自救和灭蝗运动
　　继城镇地处武安西北，为武安八大古镇之一，扼守三川之口，地理位置重要。继城镇离日本鬼子在营井的据点仅十六华里，原是个游击区，敌人三天两头到这一带抓人、放火、杀人，闹得百姓日夜提心吊胆不得安宁。爷爷到任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初步解决了一批贫雇农的生活问题。群众的觉悟越来越高，劲头越来越大，民兵由原来二十多人秘密参加的基础上公开发展到二百多人，由原来的大刀、红樱枪、石雷等逐步配备了三十多支手枪和步枪，并在继城周围布满了地雷，加强民兵训练，震慑了敌伪。在爷爷的带领下，全区民兵奋战五个小时击退了有百十名敌伪军的一次窜扰，打出了继城民兵的威风，抗日区政府遂由沙名进驻到继城，使得抗日根据地向前抵进了十里。从此，敌人不敢轻易出来扫荡和骚扰。
　　1942年，在严重旱灾、雹灾和敌人封锁破坏根据地的情况下，爷爷在继续组织减租减息的同时，在上级的支持下经过多方努力从山区运来了一部分粮食，积极动员群众广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大力组织纺织渡荒。通过纺纱织布换取粮食，不仅有力地支持了群众的生产渡荒，同时也有效地支援了抗日军政人员的穿衣用布问题。在开展纺织运动的同时，大力组织村与村、人与人的互助互济，组织群众搞付业，从游击区背盐、运棉花，供给前方军民，再从山西运回粮食和山货。经过多方艰苦努力，全区人民顺利渡过了灾荒。群众反映说“要不是八路军、抗日政府，还不定饿死多少人呢！”进一步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鼓舞了广大群众团结抗日的信心，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44年3月，在党和抗日政府的号召下，全区百分之八十的土地种植的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但区的东南部却发现了蝗虫群，群众心急如焚，耽心一场新的灾难到来。爷爷闻讯，立即带领十几个干部，身穿便衣，腰带武器，到紧挨着敌占区的东寺庄村东一带查看蝗情。在目睹了蝗虫密密麻麻、遮天蔽日向西蠕动的紧急形势，当天回来立即和区委研究治蝗措施。决定针对某些群众的迷信思想，利用各种会议和场合宣传“蝗虫是一种自然灾害，它和抗日和抗旱一样，人心齐，泰山移”。爷爷针对造谣破坏灭蝗的白地主召开全区群众批斗大会，并罚他二十石担小米限三天交来，分发给了打蝗虫的群众，破除了”蝗虫是神虫、天意及越打越多的”迷信思想，群众积极更加高涨。在爷爷的带领下，全区男女老少齐上阵，采取挖沟、围剿、捕打、火烧办法，持续一个月，打了一场消灭蝗虫的人民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夺取了夏季的丰收。而敌占区是烧香、敬神、唱戏，结果引来大灾难。群众高兴地说“贺区长真有办法，要不是贺区长，这丰收年早让蝗虫给夺跑了。”

　　三、艰苦朴素，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爷爷虽出身富裕家庭，但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他总是穿一身粗布衣、粗布袜，盖的被子还是参加革命时从家里带来的，被里已经破了，与大家说笑话时也是比谁的衣服补丁多。坚持下乡和群众同吃一锅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从参加革命队伍爷爷一直没有再回过家，父亲出生在山西逃难的路上还差点饿死，一直到爷爷牺牲也未能亲眼见过自己的父亲。在敌占区的家人得知爷爷在抗日根据地工作，派爷爷的大哥辗转来到继城，看到爷爷处在这样艰苦又危险的环境，劝爷爷回家。爷爷说：“我们国家被日本宰割，人们没有安定的生活，国家都要保不住怎么还有个人小家呢？我这是大孝。”爷爷坚定的态度和充分的革命道理说服了家人，他的哥哥临走时给留下一些钱让爷爷补养身体，爷爷分文未动，全部交给了集体，支援了革命工作。爷爷还让他的哥哥把我的爸爸带到继城，让他从小接受抗日教育，但遗憾的是直到爷爷牺牲也没能见到已经6岁的儿子。
　　爷爷不仅是是个文武结合的指挥家，而且有超群的口才，是长于鼓动能力的宣传家。爷爷在和同志们研究如何做好党的宣传工作时说：“每次讲话要目的明确，先弄清楚这次讲话要解决什么问题；内容要确切，就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从干部、农民、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就是从党和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相结合上去说明应该怎么办，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爱什么，恨什么；要动之情，晓之于理，说的听众心服口服。”每次开会只要有爷爷讲话，人们总是提前到会，爷爷讲话入情入理、生动活泼、声音宏亮、感情充沛，男女老少无不爱听。爷爷的每次讲话都要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力量，良好的效果，群众们都说“听了贺区长讲话，真比看三杆旗（武安县的名演员）还过瘾！”
　　爷爷还特别关心穷苦孩子的教育问题。当时继城只有一所初级小学，为解决群众文化水平低的问题，在爷爷的倡导下，决定将继城初小改成完小，并由爷爷亲自兼任校长。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和战争年代的特点，同时保证适龄儿童都能上学，就采取“学习、生产、备战”三结合的办学方法，坚持“农闲学习，农忙生产”；“夜间学习，白天生产”。为配合战备训练，体育活动中让学生学打枪、投弹、埋地雷。互助起来站岗放哨和做家务活，这种以学这主，兼学别样的做法，深受干部和家长的欢迎。爷爷还很注意孩子们的思想品德教育，经常给孩子们上政治课，作时事报告，与孩子们一起唱歌、打球、做游戏、谈心，孩子们健康成长、进步很快。这批经过爷爷亲自培育的先后毕业的一百多名学生大多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初步的文化水平，毕业后正值抗战即将胜利和解放战争初期，他们大多走向了革命道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四、掩护群众， 壮烈牺牲
　　1944年10月10日的傍晚，爷爷和区民政助理赵湘到距离敌人只有十二华里的东梁庄去帮助秋收种麦工作。因汉奸告密，在会后天快亮时，突然听到枪声。爷爷立刻赶到村指挥部门口发现敌人分三路包围过来，爷爷怕暴露目标群众受损失，断然拒绝村干部催他们进村里的掩避洞，并命令村干部“马上带领群众沿着沟两边向村南转移，我和赵湘在后边掩护”。当群众刚到南河沟时，一股敌人尾追上来，爷爷为了让群众脱险，完全不顾自己的生死安危，与赵湘一起立即向村西转移，并向敌人开枪射击，把敌人引向自己方向来。群众安全转移了，爷爷和赵湘却被敌人包围。赵湘同志在和敌人搏斗时头部中弹牺牲，爷爷下肢负了伤，子弹也打光了，为了不让敌人获得武器，爷爷迅速把手枪拆开摔坏，搬起一块石头向猛扑过来的敌人砸去，这时，十几颗罪恶的子弹向爷爷射来，爷爷左胸中弹倒在血泪里，为国为民献出了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
　　爷爷牺牲的噩耗传回继城，全区上下无不悲痛万分，人们失声痛哭。时任李承文县长致辞悼词时，几次哽咽悲痛地说不出话来，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11月标题为“武安五千群众追悼贺进区长”报导，“......12日，全区群众五千人聚集继城镇开会追悼，决定：一、改继城镇为贺进镇，改邓家庄为贺赵庄。二、登报表扬。三、立碑修墓。集会在“要复仇”的悲愤中结束。”为纪念爷爷和牺牲的烈士，将贺进镇奶奶庙改为烈士祠堂，在祠堂和爷爷牺牲地都刻立纪念碑。1994年清明节前《贺进烈士陵园》建成，将原在烈士祠堂的纪念碑迁入，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场所。每年清明节贺进各机关和部门的人员、学生、人民群众都要到此敬献花圈，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悼念烈士。
　　70年过去了，在这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缅怀爷爷的英雄事迹，更加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让我们居安思危、艰苦奋斗、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