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准入、激活力：“中国制造”品质升级再迎机遇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下称《决定》）。根据《决定》，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调整后，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减至38类；同时，还将8类许可权限下放给地方质检部门。目录调整后，取消、转认证、下放幅度达50％，有利于持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直接为企业松绑、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

《决定》按照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要求，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达到简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和审批程序，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有利于放宽市场准入、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促进“中国制造”品质升级。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围绕简政放权对不同工业品采取宽严并济的审批改革，目的就是要确保工业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导向，倒逼“中国制造”按照品质提升的方向转型升级，继而实现提质增效，强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再精简

谈及产品质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正是为此而生的。所谓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作为生产许可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由国家主管产品生产领域质量监督工作的行政部门制定并实施的一项旨在控制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生产条件的监控制度。

自1984年建立实施以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一直发挥着加强产品源头监管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监管前置的做法在当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许可证”铭牌多少让这一制度刻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某种意义上与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要求有所背离。因此，不断减少前置许可的干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成为近年来简政放权的主阵地之一。根据《决定》要求，此次将进一步调整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

比如，《决定》要求对能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障质量安全的输水管、泵等19类产品取消事前生产许可；对与大众消费密切相关、直接涉及人体健康安全的电热毯、摩托车乘员头盔等3类产品，实行强制性认证，不再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经上述调整后，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减至38类。

此外，《决定》还对仍需实施生产许可，且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有效的饲料粉碎机械、钢丝绳等8类产品，将许可权限下放给地方质检部门。而对继续实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决定》明确由质检总局组织有关地区和行业试行简化生产许可证审批程序。一是取消发证前产品检验，改由企业提交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二是后置现场审查，企业提交申请、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并作出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承诺后，经形式审查合格的可以先领取生产许可证，之后接受现场审查。

激发企业投资活力治本之举

近年来，减少前置审批，深化推动“放管服”改革成为本届政府的重头戏之一。有关统计表明，经过多轮改革特别是2015年李克强总理力推“放管服”以来持续加大改革力度，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已从最初的487类缩减到目前的60类，许可前置条件大幅取消。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对于当前实体经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带来了正面积极作用，尤其是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更是简政放权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毕竟，曾经大量存在的工业许可证门类，极大束缚了制造业的手脚和活力。

“对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生产而言，前置审批的大量存在的确对有意愿投资的人形成了阻碍。”曾亲身参与多个工业品开发生产的某企业负责人赵志刚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复杂程度有着多次亲身体会，用他的话说，“往往会为了获得产品生产开发许可跑断腿。”“许可证门类之多让人一头雾水。”“重复提交的申请竟会面临不同审批结果更是让人莫名其妙。”赵志刚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工业产品生产领域存在的大量不合理的生产许可证门类，现实中直接导致了要么没人愿意来投资建厂，要么就滋生出各种各样的代办、造假等应对审批许可的行为，最后，导致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无证生产后的廉价假冒伪劣产品。

可见，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前置审批和事前监管，现实中衍生出种种应对方法，形成了工业产品冲击国家质量标准的局面，客观上，也导致了许可证制度难以实现“加强质量监管”初衷的尴尬，因此，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申请前置审批的时间成本，将企业从获取生产许可证的固有制度框架中松绑出来，成为进一步激发企业投资活力的治本之举。

明确品质提升成转型方向

近年来，政府部门围绕企业降成本采取的措施不胜枚举，都是为了不断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确保企业合理利润空间，继而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避免经济失速。与此同时，确保产品品质更是多年未变的主旋律性，实际上，对于工业产品而言，品质升级的重要性对于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内需求而言更是不可或缺。

针对工业品品质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际刚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我国制造业而言，无论从所处阶段还是发展的内外环境看，围绕品质提升做文章实属必要。他强调，要按照市场需求导向，倒逼“中国制造”按照品质提升的方向转型升级，继而实现提质增效，强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自2016年以来，围绕消费品工业升级部署的品质革命曾经掀起一阵围绕品质提升的讨论热潮，在魏际刚看来，实施产品品质提升和品质革命攻坚，不该仅局限于消费品工业领域，而应该将整个中国制造业一并纳入。“现阶段，我们的市场环境仍存在浮躁，即我们的制造业并没有形成精益求精的价值取向。”

显然，对于“中国制造”而言，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是首要任务，这也是包括《决定》在内一系列围绕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实行的简政放权改革政策的根本用意，即让市场更多地主导企业围绕产品品质升级，铸造起长久可持续的生存环境。

魏际刚认为，目前的市场环境倒逼制造业工业企业必须对接市场变化的需求，制造业的竞争面临着消费升级、产品升级以及市场升级的多重局面，“中国制造”需要适应潮流，寻求变化，避免依旧通过仿制、山寨、假冒伪劣等方式寻求生存空间，毕竟我们的制造业已经站在了世界制造舞台的中央。

魏际刚也提醒，我们的市场需求是多样化的。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一方面要求制造业产品向着品质革命要求走向精品制造，满足中高端需求的方向，同时还有很大的产品需求是对接物美价廉，但并非假冒伪劣。

“我国目前的市场需求多元化会长期存在。”魏际刚强调，现阶段，我国很多产业政策存在碎片化问题，很多政策之间存在交集、重叠，但又不完全一致，很多细分领域也确实需要专门的政策落实，但无论怎样，品质的提升必须要推进，因此产业政策要调整，并要兼具针对性、引领性和可调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