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泛滥的“协调机构”早该瘦身了

    地方层面到底有多少个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协调机构”过多、过滥，令人瞠目的数据背后，是对“机构法定”原则淡漠。打着“协同作战”的牌子，挂着“一把手”的旗子，喊着“提高效率”的号子，“领导小组”层出不穷的现象背后，究竟是无奈还是无能？（10月23日《新京报》）

    作为一种特设行政部门，“协调机构”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事。面对重要棘手的临时性任务或突发事件，工作难以分解到单一机构，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协调、联合攻关，这本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寻常做法。但如果地方上“小组”扎堆，光立牌子不干事、或者滥设行政许可乱办事，可能有比没有更糟糕。

    就像一日三餐能温饱，吃多了也撑得慌的道理一样，邯郸学步又山头林立的地方“协调机构”，不少停留在依葫芦画瓢阶段：命名五花八门——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时间自主掌控——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涵盖行业广泛——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据说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些省区减少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成效显著”：仅湖南减少1.3万余个，江苏、内蒙古分别减少8472个和8081个。

    动辄上万的各类“协调机构”说闪人就闪人，各项行政工作也没有因此就撂挑子，这本身就是个耐人寻味的事。当然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完成历史使命，不约而同选择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寿终正寝；二是本来就形同虚设或混乱失序，随时取消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对于前者来说，这个概率太小；于后者而言，就带来几个追问：第一，很多类似机构，不仅要另立山头，还要专人负责，加之文山会海，虚耗的行政成本并不少，那么，它们究竟创造了多少行政绩效，要不要在关门打烊之前交代清楚？第二，砍掉多少协调机构，看起来确实是在简政放权，也是在“瘦身”——但值得注意的是，就怕一边减肥、一边暴饮暴食，换言之，这些年类似机构的增设也从未停摆，如果“减负”之后再另有花头，这样的“成效”，意义几何？

    如果是本来能顺当解决的，非要前置一个“协调机构”，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形式主义；如果“协调机构”成立后，通过红头文件敛财，甚至连“用烟考核任务”等奇葩规定都能拟定出来，这就等于为权力的随意性打开了一道顺畅的大门。从行政学来看，如果什么事儿都需要协调、都需要临设机构来统管，这起码说明两大弊端：一是说明机构构架不合理，责权利之间还存在明显的扯皮现象，分工不够明确，责任不够清晰；二是少数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过滥，凡事亲力亲为，自然重大事项必须要“牵头负责”。有领导好办事，没领到不重视，人治的色彩重于法治的逻辑：结果就宽宥了懒政、不作为，常态行政职能被弱化，“不发文不研究，不开会不落实”。

    眼下，依法治国成为共识，而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就此而言，机构法定、权责厘清，虽是老话，却是核心。权随事设、责随事定、人随事走，公权力只有坚持民本取向，地方特设机构中的乱象，才会有玉宇澄清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