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整版报道我校殷福星教授归国报国事迹

5月26日，《河北日报》第9版整版报道我校殷福星教授归国报国事迹。原文如下：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目前河北处在“十三五”转型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强大的人才支撑。省委书记赵克志提出，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很多时候，一个人才就是一个产业，引来一个人才就能带动一个产业发展起来。河北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人才。近年来，随着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增多及国家“千人计划”、省“百人计划”的开展，我省引进了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海归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即日起，本报与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及河北欧美同学会·河北留学人员联谊会联合推出“赤子心 燕赵情——对话河北海归英才”系列报道，讲述近年我省引进留学人员归国报国故事，同时与海归高端人才共同探讨我省如何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机遇、实施人才优先战略，推动科教融合发展，把创新推动发展落到实处。

  从14岁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到成为金属材料领域的国际一流领军人物，从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在事业巅峰选择结束18年旅日生涯归国，到出任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殷福星的人生轨迹在很多外人眼中，显得颇为幸运。

然而，在“幸运”的人生经历背后，殷福星本人又经历了哪些甘苦与抉择？是什么原因让他最终选择回到河北工业大学？

“ 我不能让对老师的遗憾，变成自己一辈子的遗憾 ”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金属材料学，普通人日常很少接触，您是怎么跟这个专业结缘的？

殷福星：我走上金属材料研究这条道路纯属偶然。1980年我考入河北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河北工业大学）时，因为分数不高，被调剂到当时的农业机械系热处理专业——别看叫“热处理”，在当时却是最冷门的专业。我刚入学时也搞不清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甚至一度以为是学做饭的。（笑）

正是通过大学期间的学习，我才对本专业产生了兴趣，由此走上了金属材料学的科研道路。

记者：您是1965年12月出生，1980年上大学时还不到15周岁——可以说是“神童”了啊。

殷福星：我小时候大姐是民办教师，就让我提前上了学——比同届的同学小两岁。加上当时学制短，高中应届毕业时比别人小了不少。事实上我小时候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反而可以说起点相当低——大学刚入学时，我的英语只能考十几分。我在河北工大度过了自己青春年少的全部时光，是母校把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培养成才的。尤其幸运的是到我报考本校研究生的时候，在当年整个河北工大总共只招25名研究生的情况下，我有幸成了谷南驹先生的弟子。

记者：据说您是谷南驹先生带的第一个研究生？

殷福星：是。刚读研究生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老师待我就跟自己家孩子一样。谷老师是津冀一带钢铁材料研究和开发的先驱，也正因为他与在材料学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日本甲南大学一直都有学术往来，后来我才有幸被推荐到甲南大学深造，由此有机会接触和跻身材料研究的国际前沿。

记者：可是我们听说当初您到日本留学时并非一帆风顺？

殷福星：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河北工大任教。当时国内的研究条件相当差：做实验要用到透视电镜，学校里没有，只能到北京的一个研究所排队使用，经常一排就是十来天——那感觉就像当裁缝的手里没有剪刀。可供查阅的研究资料也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我去日本，不能说没有拿个“洋博士”头衔的个人考虑，但最主要的还是想接触专业领域的国际前沿研究。1991年我赴日深造，发现要查的很多资料，导师自己的资料室都能满足需求；而且当时国外的老师研究方向更为明确，一个人能把一个方向做几十年，不同于国内研究需要从头做起——这就相当于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可因为日本的导师退休，那一次我在日本只学习了一年多，1994年再次赴日、进入甲南大学算是“二进宫”。

记者：这一次顺利了？

殷福星：这一次我到日本属于公派自费，河北工大资助了我40万日元，而当时在日本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在10万日元左右，剩下的生活费只能靠自己打工来解决。

那时候我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在学校搞研究，然后直奔拉面店打工，等次日凌晨3点下班后只能睡几个钟头的觉，就又要赶回学校研究室。在拉面馆前台，每天从下午6点要一直站到次日凌晨3点，站得我两腿直发抖，只有借口出去抽烟，才能跟老板请假到外面休息一小会儿——其实我出国前是不抽烟的。

在那种情况下，我只用了两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按规定，取得博士学位要发表3篇论文，而我在读博期间一共发表了8篇论文。就这样，到临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获得在日本一个国立研究所做博士后的机会。

而这个研究所，可以说是我们国内搞金属材料研究的人最向往的高端学术平台，我很希望登上这个平台。而且从私心的角度讲，读博士时一直都是那么拼命的状态，连一个周末也没休息过，我当时想怎么也得留在日本轻轻松松过几个周末吧。可是研究一项跟一项，一留就留了十几年。

记者：这十几年里，您在日本获得多项基础专利，研制成功了世界首创的Ti基高阻尼合金，从主任研究员、主干研究员，一直做到了最高级的主席研究员，却为什么一直没有加入日籍？

殷福星：在日本，入籍其实很简单，只要工作5年就可以。而且我刚到日本不久，房东夫妇因为没有子女，就曾表示希望通过收养的方式帮我取得日本国籍，我当时婉拒了他们的好意。我一直想的都是找合适的时机回国。事实上，2002年我被评为“长江学者”时，差一点儿就回来了——当时我甚至已经提前半年把妻子和女儿送回了天津。

可我女儿5岁去日本，到2002年回国时，汉语只能说得磕磕巴巴，连单独上街打车、购物都应付不来。因为语言问题，学习也跟不上，老师急得天天叫家长。按孩子在日本的成绩来说，本来能上个不错的大学，可要留在国内，弄不好只能上技校。当年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才没有回来。可没想到因此却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遗憾。

记者：什么遗憾？

殷福星：作为河北工大金属材料研究团队的带头人，谷老师当年曾不止一次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接我的班？2002年我最终没能回来，谷老师也表示了理解，同时仍对我将来归国寄予厚望。没想到2004年谷老师突发癌症去世了，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在他生前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记者：好在您现在已经弥补了这个遗憾。

殷福星：2008年我当上了主席研究员，那一年我43岁。在日本，这一职位一般是为55岁左右的人准备的。我意识到，自己再要提升只能转而搞行政，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从此要领导一群日本人为日本做贡献了，不禁由此陷入了迷茫。我总是在想，科学没有国界，但毕竟科学家还是有国界的。恰好2009年国家“千人计划”启动，对我来说，这是国家重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强烈信号。女儿已经长大、考上了理想中的学校，不需要我太多的照顾了；而国内的科研条件也已经大大改善，我不能让对谷老师的遗憾，变成自己一辈子的遗憾。

  “ 既然选择回来，就必须实实在在 ‘ 放电 ’”

记者：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河北工大的百度贴吧里，看到2013年您刚回校任职时，部分学生和教职工发的帖子——应该说当时有很多人担心，您回校只是挂个名做做样子。可是我们发现到第二年贴吧里这种质疑的声音就少了，师生们贴出来的更多是您为河北工大做的实事。到现在，贴吧里的舆论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您。

殷福星：我在一个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机构做了十几年，现在既然选择回来，就必须实实在在“放电”，实实在在干事。

记者：其实回国之初，您一度选择了在企业任职，为什么后来又回到了母校呢？

殷福星：刚回国时，我想的就是带专业团队。进国企，主要是觉得国企实力强，对行业影响大。应该说，现在企业对人才工作也很重视——当初从日本回来时，我带了一个7人团队，到企业成立研究所，研究所每年能得到一千多万元的资金支持，这是相当大的手笔。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我发现国内企业对研发团队的定位还不够清晰。

比方说，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我国生产的重型装备关键部件经常出现断裂和早期失效等质量问题。而在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有团队专门研究大钢锭怎么铸、怎么锻造、怎么热处理、怎么保持性能稳定，到上世纪90年代就能做到指哪儿打哪儿。但这样的基础研究国内没人做。

这就好比面对一座山，中国的做法是找到一条路就冲上去了，而国外却是先沿着山转。结果是中国团队虽然最终可能冲上去了，却仍然不知道选的这条路是远是近，成功了不知道怎么成功的，失败了也不知道怎么失败的。而国外团队貌似一开始花了很长的时间，但他们把整座山都研究透了，这座山就是人家的了。

通过和很多海归人员的沟通，我发现这种机制上的不顺畅，并非一个企业所独有。要想解决这种问题，就必须从顶层设计上理顺研发与产、学之间的关系。这就使我归国的目标发生了一些转变，我想，如果能有一个好的平台，让我在更自由的环境里，从根源上尝试解决这种机制问题，可能比留在企业里做几个具体的课题更有益。

记者：所以您最终选择了回母校？

殷福星：当时很多国内一流高校都向我伸出了橄榄枝。而河北工大为了给我提供一个宽阔的平台——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院，也就是能源装备材料技术研究院。校方不仅协调了实验厂房、购买了最新水平的先进设备，为了方便我们组建团队，还特意给了能材院25个人的正式编制。

而我选择回母校，也有很多感情上的因素。在校读书时我一直是年纪最小的，老师同学都叫我“老疙瘩”（指家里最小的孩子），处处照顾我，上学时需要拆洗被子，班里4个女生一起来帮忙，到老师家吃饭更是“平趟”。留日期间，学校一直给我办着停薪留职，甚至连住房都给我保留着。而我在日本读博期间发表的8篇论文，第一单位署名全是“河北工业大学”。如果说当初从日本回国，是我这个游子归来的第一步，那么回到母校的感觉，就更像是“回家”了。

记者：回来之后您又做了些什么呢？

殷福星：怎样实现高校与企业、基础研究与产业的高水平对接，是我想要探索的方向。目前我们已经和5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仅要帮企业解决在生产中碰到的技术问题，还会为企业提供关键技术、研发产品。这种模式，不是“一把一过”的一次性交易，而是真正让我们的技术参与到企业生产进行的长期、伴随式、深层次的产学研融合。

这也是为什么我回学校后，选择建一个能材院，而非简单地搞一个课题组的原因。其实学校给我1000万元资金，如果只是搞搞课题组，对我本人来说显然更省心、更有利。但我希望的是把能材院变成一个平台和一种模式，让自己和更多留学归来人员的所学所得在国内得以充分发挥，留下一些谁也带不走的东西。

现在能材院下设7个研究所，覆盖材料设计、材料加工以及服役性能三方面的完整的材料研发模式，能充分保证与企业开展全面对接。能材院的架构不同于课题组，不会因领头人个人的去留出现波动。这才是我用实际行动对母校之问做出的最好回答。

“ 作为河北人，更应该为家乡直接做些什么 ”

记者：您目前是河北工大的校聘副校长，有知情人表示，“安排这种职务本来更多的是一种荣誉，完全可以不承担什么具体工作”，但您在学校的人才引进及团队建设、协同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重点实验室及创新团队建设、科研成果及学术交流、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有目共睹。在这样的情况下，科研工作还有精力兼顾吗？

殷福星：回国以后，我围绕能源装备材料领域的研发目标，组织课题立项10项，具体指导研究团队在不锈钢复合板材料、锻造高温镍基合金、核电镍基合金焊接材料以及矿山设备耐磨材料研发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我的“纤维组织高强度钢的开发”研发成果，与我国高速铁路关键部件的强韧化及我省大力发展的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密切相关，大力促进了我省乃至全国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所需要的关键部件和先进材料的制造技术的提高。

当然，目前在科研方面，我主要负责先进钢铁材料、功能金属材料、焊接材料方面的研究，具体课题都有团队负责人承担，我基本上不会再每天待在研究室，而是负责提供思路和关键技术的指导。毕竟学校是按照“领军人才”的标准把我请回来的，作为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建团队、搭平台和具体科研工作一样，都是我的职责所在。

记者：据说在河北工大目前新成立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您又投入了不少精力，可您实际上既不是工研院的一把手，也不是直接负责人，为什么这么积极？

殷福星：目前河北工大正在构建的工研院这个新平台，可以说是举全校之力，由校长亲自担任院长，我作为分管副校长，是辅助校长和执行院长做好工作（笑）。

当然，我努力做这项工作，也是有我个人的一个情结在里面。2015年1月，副省长许宁来学校调研，当面向我们提了一个问题：“河北工业大学作为河北唯一一所‘211’院校，在河北产业升级、创新驱动中，能够发挥哪些作用？”这对我触动很大。事后才知道，之前省长张庆伟和几乎每一位来校的河北省领导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省长之问”就这样成为我良心上绕不过去的又一个诘责。作为河北人，已经回到了京津冀的家门口，更应该为家乡直接做些什么。

而我们最新成立的工研院这个平台，就是通过整合全校的亮点学科、优质资源，对外组织和承揽区域重大科技任务、重大的工程化项目，开展应用技术研究和技术转移，服务区域产业技术升级和转型发展的——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家乡河北，这不正是我所想的吗？

记者：“产学研一体化”的口号由来已久，工研院这种形式会不会变成新瓶装旧酒？

殷福星：目前我们探索的是与各地合作建设工研院分院的模式。

以去年挂牌成立的唐山分院为例，结合当地的产业结构特点，我们在这个分院设立了三个中心：一个是智慧环保研发中心，当地的污染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实现企业和科研的对接，我们的平台也可以整合京津冀和国外的资源；第二个是石墨烯新材料研发中心，今年4月，由河北工大作为理事单位，我作为副理事长，推动成立了京津冀石墨烯产业联盟，我们现在整合了包括天津、北京、美国的7个科研团队，正在为唐山做石墨烯产业规划；第三个则是电气与信息技术研发中心。

从这里面你就不难发现，在这种模式下，高校与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已经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单纯“来料加工、来样订货”式的模式，而是更深层次的沟通与融合。现在我们已经与保定、唐山、沧州等多个设区市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记者：这种更深层次的合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一定遇到不少困难吧？

殷福星：刚开始确实摸不着门儿。我们最早去省里找发改委时，我是拿着名片直接上门毛遂自荐，汇报学校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情况。没想到，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此非常重视，非常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了省里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赞同我们通过工研院整合学校优势科技资源，与企业合作共同申报发改委产业技术开发项目。

通过分析河北各地的产业特色和河北工大的优势，我们最终锁定了搞轮毂的保定立中和做机床的保定标正两家企业作为试点。我们仍是主动上门、自报家门，整整一个月，几经沟通，企业被我们的诚心感动，同意派人到学校考察。一到学校，他们马上对合作有信心了（笑）。就这样我们合作申报了省发改委的两个项目。

我们当时整合了三个学院的资源做这两个项目，策划申报方案的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得研究到半夜，有的老师在保定忙到半夜一点多才回天津。后来我们这两个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并获得1000万元资助。

记者：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吧？

殷福星：和这两个企业的合作也得到了保定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通过政府支持，我们的合作不再局限于与企业的点对点合作，而是做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台，最终促成了保定智能制造工研院的落地。现在通过这个平台，已经有企业主动来找我们合作了。目前，省发改委和河北工大正在筹备签署全面合作协议，重点支持河北工大学校科研成果在本省转化。

实实在在服务到了家乡河北，我这个从燕赵大地走出来的游子，才更真切地找到了“回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