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东德被“充公”的珍宝流落何方
相关档案中的艺术品影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德政府曾有组织地没收境内的高价值收藏品，将其卖给西方以换取外汇。30年后，当年遭遇“抄家”的受害者，依然在为追讨家族财产奔走。
拘捕艺术品收藏家，拍卖其藏品以筹集外汇，曾是东德政权鲜为人知的“生财之道”。和许多掩藏在柏林墙后的秘密一样，直到两德统一，此中内情才大白于天下。然而，近30年过去，许多受害者及家属仍在为找回传家宝或获得赔偿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无果而终。
无稽罪名招来“抄家”
1981年12月8日黎明，两个陌生人出现在维尔纳·施瓦兹家门口。不明就里的主人刚把门打开，便被不速之客一把扭住，随即得知自己“因逃税被捕”——来者宣称，施瓦兹欠税几十年，税款总额高达150万东德马克。此后数天，一群政府工作人员在施瓦兹家里翻箱倒柜，连结婚戒指、老照片和他女儿的玩具室都没放过。
施瓦兹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罚款10万马克。更可怕的是，他因此失去了一切：金币、宝石和1967件古董及艺术品。在押期间，他一度试图自杀，最后被狱友救下。1984年，施瓦兹通过赎身重获自由，携家带口移民西德，生活在距汉诺威不远的镇上。
那些没能离开东德的收藏家，则作为“腐败资产阶级的代表”，继续生活在恐惧中。
“当时的普遍观念是，人们不能且不应拥有任何美好事物。”摄影师、记者京特·布鲁特克告诉德国《明镜》周刊，那些试图这么做的人根本没机会，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
住在东柏林的医生、艺术品收藏家彼得·加尔克拥有相似的遭遇——同样是在黎明，同样是在自家公寓，同样被指控逃税，加尔克先是遭到羁押，财产也在此后被“充公”。
将收藏家们逼进陷阱的不光有税务官员和检察官，还有东德情报机关“斯塔西”的特工。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每166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受雇于“斯塔西”；平均每5~6人中，就有一名“斯塔西”的“告密者”。相比之下，连二战时的盖世太保都显得“保守”。
这些当局派出的“宝藏猎人”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一切值钱的古玩和艺术品，包括巴洛克式家具、画作、瓷器和银器……自然地，加尔克的居所成了被重点照顾的对象。
“他们把糖倒出锡罐，把花从花瓶里扔掉，连旅游纪念品和小礼物都不放过，连一把椅子都没留下。”1978年2月那个灰暗的清晨后，加尔克之妻丽塔再也没见过丈夫。
“来看看我吧，看看我！想尽一切办法！”加尔克曾经从监狱中给亲朋好友写信。但此后不久，丽塔就收到了他的死讯。据“斯塔西”的内部记录，加尔克生前被羁押在东柏林的“第235号拘留室”，出庭受审前夕，他用睡裤拧成绳索，将自己“勒死在了床上”。
大批珍宝被廉价外销
“我们总是入不敷出。”维尔纳·施瓦兹的遗孀芭芭拉表示，“什么都没了，哪怕一张照片，哪怕我们的婚戒。”如今，89岁的芭芭拉身居斗室，墙上的家人合影稀稀落落。
遭遇“抄家”后的1986年4月，移居西德的施瓦兹去有名的百货商店KaDeWe闲逛。看到一座标价3.4万马克的落地钟，他的目光霎时间凝固了。
“你从哪里得到它的？”他激动地问售货员，“这是我的！”从钟上雕刻的字母，施瓦兹一眼就认出了这座曾属于自己的老爷钟。
“我花1.5万马克从东柏林的国有艺术与古董公司（K&A）买来的。”店主人回答，“西方商人经常从那儿大批买进便宜货。”
此后多年，施瓦兹竭尽全力，试图让这座钟物归原主，直到去世都未能如愿。他的律师德特勒夫·古达特说，打官司期间，时任西柏林市长埃伯哈德打电话给古达特，称他“捅了马蜂窝”。施瓦兹被告知，市政当局害怕与东德发生冲突，要求他“不得乱找麻烦”。
古达特出示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文件，其中“含有惊人的信息”。他指出，柏林墙于1961年建成后，西德设立了6000万马克的基金。多年间，这些钱被用来通过丹麦、荷兰、比利时的博物馆，秘密收购东德的文化资产。古达特相信，西德政客对此心知肚明。
“在东德，国家是所有者。当然也存在私有财产，但国家财产更重要。”古达特告诉“德国之声”电台。他的言外之意是，任何个体都可能被贴上“国家敌人”的标签。
东德统一社会党遗留的档案显示，1973年至1985年间，超过200名东德公民的收藏品被充公，进而遭转手出售。古达特认为，受牵连者的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个数字。
关于施瓦兹那尊落地钟的法律纠纷，医学专家弗里德海姆·布克提供了部分佐证。
1987年，一夜间家徒四壁、辗转来到西德的布克向法庭申诉称，许多东德收藏家遭到“残酷对待”，被当局出售的藏品非常“肮脏”，就此，“大家心知肚明，包括这里的商人”。
最终，西德法院还是裁定施瓦兹败诉。事实上，在西方收藏家圈子里，可以花很少的钱从柏林墙对面得到艺术品是公开的秘密，但没有谁承认自己曾从东德收藏家的痛苦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