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学生染艾8成是"男同" 部分感染者不拒再传染他人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透露，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转播。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
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
“男同”的艾滋病风险
“大中学生感染者中，男同占据82%。”吴尊友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目前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在性别上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为11:1；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转播。
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李维(化名)只是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学生感染者中的一员。
尘埃落定在七个月前。
4月份，正值论文答辩的关键时刻，李维收到了市疾控中心的确诊报告。HIV阳性，红色印章刺眼夺目。之前的侥幸证明是自我安慰的逃避。
一月份时，李维在一朋友建议下做了HIV检查初筛，“就是觉得去抽个血吧。”20分钟后，初筛结果下来。两道杠闪在眼前，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怨他，要怪只能怪自己吧。”如今李维已接受感染的事实。
李维口中的“他”是在去年12月份旅行时认识的。2014年12月，成绩优秀的李维通过几轮面试，顺利保送到北京某高校读研。一身轻松，李维独自前往南方，提前兑现计划已久的毕业旅行。
在事先定好的青年旅馆，李维和一个男游客入住同一房间。男生二十三、四岁样子，自称从事销售工作，常来南方出差。两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天南海北闲聊，“最后聊到男女关系和性，好奇之下，李维与对方发生了关系。”
“小旅馆里非常简陋，没有准备安全套，也没有想过要采取安全措施。”再次联系时，李维已收到初筛报告。
李维再打电话过去，对方已不再接听。出于好奇，李维在网上检索对方号码。自动弹出的网页显示，对方是专门服务男性的性工作者。
飞来横祸，李维愤怒异常，但也无可奈何，“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报警。”李维只是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你把我彻底毁了，但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再去害人。
事实上，如李维一样的男性同性艾滋病传播比例正在逐年上升。一组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当中，2008年至2010年，男性同性传播所占据比例分别为59%至67%；2014年至2015年1月到10月均为82%。
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青年血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152例，占全国感染的1.6%。
“混乱社交圈”向校园渗透
据权威机构调查发现，青少年学生的感染，都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型之中发生的。吴尊友介绍，很多学生被社会人士所利用，通过这一途径，社会上的艾滋病开始向高校渗透。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
与李维相比，张明(化名)看到两道杠的检测结果时出奇平静。
10月4日还是5日，张明已经记不清初筛的具体时间。防艾志愿者张海龙所在的NGO每天有一辆车停在马甸桥附近，为市民提供咨询和检测艾滋病、免费发放安全套等活动。每隔三个月，张明会前往检测车检测一次。
唾液检测，20分钟就能出结果。“检测显示两道杠，疑似感染。”张海龙见到过很多感染者无法接受事实而崩溃，准备了一大堆话安慰张明。
“嗨，没事儿！”四个小时后，张明晃晃悠悠地回来了，称早料到了。张海龙惊讶于张明的“无所谓。”
“后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个月后，张明笑嘻嘻地谈论自己的遭遇。
大二时，张明开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志”。
“虽然我不排斥男性，但要不用‘那种东西’，我不会跟他发生关系。”张明所指的“那种东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触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张明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对方拿出一种新型毒品。好奇的张明接过来闻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
“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时，已经晚了。”回忆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时，张明又恢复了理智。
早在初中时，1994年生人的默默已听说“同志群体”，但不以为意。高中时有了喜欢的男孩子，默默“彻底理解了，并进入这个圈子”。
直至大学默默开始频繁地更换男朋友。通常情况下，在交友网站，默默和对方先视频聊天，合眼缘后约见面、约饭，最快和对方认识三天发生性关系。“基本上一个月会和两三位发生关系。”
在更换男朋友时，默默偶尔会在圈内社交群里听人谈论“艾滋病”。知道同性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每次发生关系前，默默都要求对方采取安全措施。一年前，身体无虞，默默开始疏忽大意，不再采取保护措施。
无法监控的感染者再传播
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一无所知，仍在无防护措施下与人发生关系；还有人在明知染艾情况下，继续与多人保持性关系。
经历生病的动荡后，张明心态呈现出明显“裂变”。
张明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环外，但他已很久没有回去了，而是辗转住在几位男性朋友家，“这家几天，那家几天。”张明没有停止和人发生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有艾滋病。”
感染后，张明自觉最亏欠父母，但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爸妈的孩子原先啥样就是啥样，只会变好，不会变坏。”此前的张明努力上进听话，是老师和家长常夸赞的乖孩子。如今，他只希望在死之前给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留些积蓄，算是对父母尽孝。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张彤介绍，从中心近几年接待检测的人群中可以发现，14-20岁之间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高，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检测已不算稀奇。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张彤表示，佑安医院感染中心平均一年检测量在10000人次左右，其中不少人每隔三个月或者半年前来检测。“前来检测的人群中，主要是男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多性伴者、公用注射器吸毒者等高危人群，其中男男同性恋者占据多数。”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告诉新京报记者，截至今年10月，学生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数量预计超过百人省份的有15个，而这一数字在2013年为5个。“相比其他人群，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最快，各省份相加，每年新感染艾滋病青年学生有几千人。”
艾滋阴影下的隐匿生活
自2003年起，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防治策略，基本实现了对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都能接受健康状况管理以及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但受访者当中大多数感染者仍选择隐匿生活中每一个有关艾滋病的细节。
读研后，有天李维和同学聊天时提起艾滋病。“有人说得了艾滋病很快就会死，每个人都是谈艾色变的表情，”李维想站起来反驳，但害怕被发现，“我现在是感染者，不敢去纠正。”
每次去地坛医院拿完药后，李维总是把药盒扔在医院垃圾桶里。这也是大部分艾滋病友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李维曾看到有病友将药片换到事先准备好的药瓶里。
“生活中好奇的人很多，别说把药瓶扔了，药丸上的字母都可能会有人搜索，”李维为以防万一，将药单独锁在专门的抽屉里。
按照抗艾治疗疗程，一旦吃药，漏服或者晚服的危险性极高。李维专门带了一只智能手环，每到十点准时震一下。服药时，李维会关上门。偶尔有同学碰到，他会心虚地表示“在吃助眠药物”。
在校艾滋病感染者不得不用谎言来守护内心的秘密。
小张在中部某省一大学读书。按照要求，他需要每隔一段时间体检一次，但学校所在城市体检仍需收取一定费用，而北京则全部免费。
为了省钱，小张选择来北京体检。“给辅导员请假，撒谎说有肝病，需要去检查，”小张也给手机设置了闹铃，每到点，赶紧偷偷把药吃了——药盒和药瓶已在北京扔了。
小张努力融入集体，若无其事地和同学一起吃饭、打《英雄联盟》、上晚自习，但仍如惊弓之鸟。一次，听说学校要体检，小张脱口而出：“会不会抽血？”而在记者采访时，小张也一再向记者打听：“姐姐，你上大学时体检有没有抽血？”
小张不敢想象被发现后的生活，“我不想被当作‘另类’”。
就业歧视下感染者不敢读研
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北京地坛医院团委工作人员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刚感染上艾滋病的前两周，躺在床上，就业是李维想得最多的问题。
从事自然科学，就业面限制在对口专业上。按照以往惯例，接收其专业的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录用时检测HIV。
无论多么优秀，也难过这道检测关。
已保送研究生的李维曾犹豫放弃读研，因为出来也可能碰壁，还不如本科毕业找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去，所以我已开始学习新技能。”
陈子亮曾在工作中接触多位大学生感染者，“感染者身份对他们工作影响很大，一是导致就业面狭窄，另外就是工作起步低。”
据悉，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对此，前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教授直言，相关用人单位录用标准属于公然违法：“违反就业促进法、艾滋病防治条例以及中国加入联合国签署的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公约。”
陈子亮介绍，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只能选择做销售工作、开店、或者到私企工作。“录用标准限制了感染者的就业面，也拉低了感染者人群事业的起点。”陈子亮坦言，很多人只能从底层做起，可能也有人事业不错，但属于少数。
李楯透露，曾接触过有感染者起诉用人单位，但官司均以失败告终。
艾滋病防治的校园尴尬
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300名学生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有高校的防艾讲座，甚至遭遇仅有七八名同学参加的尴尬。
在北京某高校，红十字会学生社团想把同伴教育延伸到每一个班级，“但是和学校谈判结果是不允许，学校的态度是每个班级开始进行类似的培训有强迫意味，不能要求所有同学都对艾滋病防治感兴趣。”会长李美含直言。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社团负责人称，他们会在艾滋病日前后拉横幅、发传单、搞讲座，但这些效用并不明显。学校社团组织有时也开展一些自发形式的讲座，但参与的学生很难超过50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医院一保健医生介绍，学校每年都会在艾滋病日当天开展活动，“通常一个防艾讲座，只吸引七八名学生来听。”
有高校学生社团曾想在防艾宣传上做一些尺度较大的图片，吸引更多人参加，担心学校通不过，因为，前几任社团负责人曾在学校尝试大规模发放安全套，也被学校提醒“收敛”。
《艾滋病防治条例》要求高校、中学等将艾滋病知识纳入相关课程。但记者调查了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五所高校，发现设有“性教育”方面的课程，但少有专门的防艾课程设置。
吴尊友建议，面对学生的性教育，应该建立从小学到高校的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小学时，应该开始学习男女性别差异等基本性教育知识；中学时，应该学习男女如何交往以及自我保护等普遍性的教育；大学阶段，从各个方面进行有个体差异的设立完备的咨询体系。”
“各个学校以讲座、开学第一课、选修课、必修课等课程设置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性教育。”吴尊友说，只有性教育知识夯实，在特定环境中，比如面对发生性行为的要求，学生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刘思维 陈光 杨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