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一棵树的家乡

　　离开榛子乡的时候，我知道，迟早有一年，我会脚穿千层底，身披棉麻衣裳，扛一把锄头，轻松自如地回到她们中间，回到一棵树的村庄。

　　像以往的那些日子一样，我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打着招呼，和杉树下吃草的羊群吆喝两声，和溪流边饮水的牛对望一眼，和架上垂挂的青葡萄私语一阵，然后流着口水等她们成熟。

　　我扛着锄头，在榛子的乡间小路上转悠。我知道每一条大路在什么地方转弯，把一条平展的大路转成了几条分叉的小路。我沿着其中一条野花拥围的小路走到地头，和摘辣椒的嫂子说些家长里短的话。说你家十亩地芜湖椒今年要赚六万块钱了呢，说隔壁大爷今天送了一拖拉机烤烟去榛子乡上了哩。辣椒地里套种的玉米棒子正挂上玫红色的须子，和摘辣椒的嫂子一样悦目。男人两腿跑得勤，一篮一篮的辣椒提到路旁凉棚里，装箱，封口，一纸箱一纸箱搬上拖拉机。玉米棒子挺挺的，男人腿肚子跑得劲儿鼓鼓的。

　　郑家大妈在儿媳种的辣椒地边割牛草，背篓里藏着儿媳妇一大早摘下来的两枚六月桃，顶大个儿的两个，青青的，冒着红尖儿。我把锄头横在她割过的草地上，接着十年前我们村子的声音说笑，接着那时的情份与往来，以及那时的甘苦继续聊。聊到大妈把背篓里的六月桃掏出来，拿袖子擦了又擦，塞了又塞，于是我只好与她一人抱一个大桃子吃着，笑着说桃子好甜。我起身时，挥起锄头，两锄头就挖出一个小坑，刚好种下我们吃剩的两颗桃核。我知道许多年以后，有人从这条野花铺就的小路上走过，会在心里嘀咕：咦！这里谁人种下两棵六月桃。

　　也许许多年许多年以前，就是像我这样一个扛着锄头到处闲逛的人在榛子乡种下了一颗榛子，许多年以后那棵榛子长成了一棵榛子树。往来络绎的盐商、马帮、行脚的人，都会在某个月夜向家人讲起羁旅途中那个特别凉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山若石柱，洞如龙口，瀑流悬挂，凉风悠悠。盐商、马帮、行脚的人这么讲着，屋里的孩子就一个劲儿追问着那凉爽的地界儿叫啥名字，许是青龙口、双龙潭这样的地名儿在山里太过寻常，出门的人就想起歇脚的路上那棵浓荫蔽日的榛子树， “榛子”这个茶马古道上一处歇脚的地方就成了一棵树的村庄，“榛子”也就成了女人长夜牵挂里一颗清凉的露珠。

　　许多年前那个人两锄头种下的一棵树，奇妙地代言了一个山乡。

　　许多年前那个人挖开的两锄头土，被翻过来翻过去种了无数茬苞谷，种了无数茬洋芋和红薯。许多年过去了，这一片土，已经被人翻过来翻过去种了几辈人。几辈人翻过来翻过去种地，白玉春萝卜、圆包菜、大白菜、尖椒……高山蔬菜种了个遍，终于实验出榛子这片土适宜芜湖椒和白肋烟繁衍生息。

　　一晃十来年里，路上多了一个奔波的人，榛子的田野上少了一个人种地。我费了那么大劲，从榛子一样的村庄里跳出来，在深圳，在南京，在北京，在石家庄，在武汉，我把自己像高山蔬菜一样在各种土壤里试种。我的像榛子一样绿野茫茫的山村费了那么大劲，把我喂养到能扛一把锄头时，我一拍屁股走了，去灯火辉煌的地方操劳卖力。

　　十来年里少了我这样一个种地的人，少了我这样一个摘辣椒的人，少了我这样一个蹲在溪水边浆洗衣服、歇在屋檐下奶孩子的人，地并没有因此荒芜，村子里也并没有多一个没找到俊俏媳妇的男人。园田料理得规规整整，农事安排得顺顺当当。屋前种了大丽花、端阳花，开得红艳蓬勃。廊檐下晾着娃儿的褂子，稻场边歇着修路的挖掘机，溪水像十年前一样响亮地流着。村子里少了一个喜欢扛着锄头闲逛说话的人，少了一个喜欢吃“金包银”的人，少了一个仰望蓝天呼吸绿色空气的人，我的名字渐渐不再被村子的人说起。

　　离开榛子的时候，从兴山之巅盘旋而下，车过新通的神龙架高速公路——“皂角树特大桥”，一棵树的名字隐喻一样的潜伏在我去往城市的道路上，我的思绪无力撤退，它在榛子清澈的山涧溪流边流连。

　　迟早有一天，我会扛起那把锄头，沿野花拥围的小路，重新出现在一棵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