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国有企业收入和利润首次双降

　　从外部原因来看，当前世界经济依旧十分低迷和大宗商品大幅波动带来输入性通缩，加大了我国经济和国有企业利润下降的风险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已快8个年头，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尽管主要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复苏的措施，但世界各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大面积下降的趋势未能扭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22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调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全球需求严重不足导致全球贸易锐减和全球大宗商品大幅下跌导致缩入性通缩，加剧了工业性通缩和产能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和国有企业利润下降的主因之一。到去年12月我国PPl同比下降5.9%，且出现连续46个月负增长。

　　历史经验表明，通缩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如果控制不当，会对投资和企业利润等方面有负面影响，从而拉低增长。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比上年回落2.9个百分点，而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8.1%比上年回落1.3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比上年大幅回落9.5个百分点，而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增长3.3%）下降2.3%，下降明显。特别是去年煤炭、石油等行业则分别大幅下降65%和74.5%，钢铁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由于国有企业大部分仍集中在重化工和制造行业（其中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化工这5大行业，对整个PPl下降的“贡献”占到70%以上），所以其盈利受国际需求不足和输入性通缩的影响较大；而交通、化工和机械等加工服务行业又由于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因素相应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利润。纵观全球新一年走势仍不容乐观，也许我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前所未有，对此要增强抗风险的忧患意识。

　　从内部原因来看，虽有“去产能”等结构转型阵痛的影响，但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主要是受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和改革滞后的体制所制约。

　　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若干年来靠“强刺激”和粗放型盲目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传统的全面刺激政策效果已经递减，从而形成了“四大风险”，即工业严重产能过剩风险并引发房地产过剩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进而导致工业通缩呈加剧之势。不合理的供给结构和过多的无效供给，必然加剧供求之间的失衡和矛盾，一方面许多商品无法实现价值，迫使价格下跌；另一方面大量货币收入不能转化为消费投资，减少了有效需求，导致了结构性通缩。

　　发展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最主要的任务是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众所周知，企业和产业技术水平是决定生产率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决定能否迈向中高端的关键。据联合国工发组织去年底发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44%，分别比日本和德国低11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而从制造业中间投入品的构成来看，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显得更为落后。因此，确保国有企业利润由负转正实现可持续盈利，改变盈利“冷热不均”，就必须推动国有企业迈上中高端水平，把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中高端作为中心任务。　　

　　所以，当前国有工业企业虽转型有阵痛的影响，但从长远看换来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国有企业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

　　另外，从数据上看，虽然国有企业经济利润下行压力较大，但总体上看运行稳中向好，部分指标出现回暖迹象。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地方国企应交税金同比增幅由负转正，煤炭行业扭亏为盈。尤其要看到在去年增速达到6.9%趋稳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结构正进一步优化，去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至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4%，比上年大幅提高15.4个百分点；去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比工业快4.1个百分点；尤其是去年服务业税收已占总税收的一半以上，占比54.8%，已超工业，产业转型提质增效显著。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

　　今天国有企业盈利下降的背后，是企业刚性成本上升、社保和税费负担较重，PPI已连续46个月下降，也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盲目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则是国企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国企盈利下降，需求和供给两侧的问题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产能过剩或盲目投资已是制约国企实现利润可持续增长的“恶性肿癌”，如果这个供给性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必然会走进死胡同。所以，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理念引领国企改革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歼灭战，以“创新”来破解国企改革发展所面临的“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等难点问题，把“投资要有效益，产品要有市场，企业要有利润，员工要有收入，政府要税收”作为国企改革的落脚点出发点和考核国企改革成效的依据，大刀阔斧推进国企市场化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及企业产品质量的改革，脱胎换骨简政放权让利于企业，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新平衡，从而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为我国经济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和提质增效作出新贡献。（张其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