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协同谋共赢

　　疏解调整

　　产业先须迈大步

　　正如此次论坛“产业转移对接与转型升级高端对话”主持人、人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主任皮树义所言，京津冀一体化，就是要扶贫、治病、增肥、瘦身。对河北来说加快发展是要扶贫，是要增肥，对北京、天津这样的特大城市来说，要瘦身，要治理城市病。

　　找寻“治病”与扶贫的共同药方，疏解调整是良药。可是，如何疏解？如何调整？

　　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北京公司总经理毛大庆说，要实现疏解调整，单靠行政手段促进人口外迁行不通，产业布局必须先行，这样才能聚集人气，之后同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让新兴城镇各项功能齐备、更加宜居。

　　其实，产业带动疏解调整的探索早有成功实践。参加论坛的首钢总公司党委副书记何巍表示，搬离首都10年，通过搬迁建设，首钢京唐公司共安置首钢北京地区停产职工8000人，招收河北高校毕业生4000人。长期为北京钢铁业服务的设备维检、备件制作、信息化运行维护等一批企业转移到曹妃甸，带动相关生产性服务业1.2万人就业。产业的发展不仅引得凤凰来，也带动了地方建筑房地产、交通运输、现代服务业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原本荒芜的曹妃甸已经“长”成了新城镇。

　　京津冀一体化，企业要做推动者。论坛嘉宾、天津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闫希军表示，集团总投资30亿元、在河北安国投资建设“数字中药都”项目，力图打造国内第一家信息化、业中药材交易市场，希望借此促进当地经济的良性发展。

　　首都要做到“瘦身健体”，就要肯“舍”。论坛嘉宾、北京市旅游委委员邹伟南告诉记者，打造京津冀旅游大盘子，不仅有利于疏解调整，还可以更好地促进整个区域产业潜力的挖掘。

　　在产业先行的理念下，三地共同搭建了10个科技创新平台和20个产业合作平台，有序促进产业转移。初步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共推进产业转移疏解项目53个，同期，河北省与北京的合作项目达2948个，从首都引进资金2568.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7%和12.9%。

　　转移对接

　　要素联手促升级

　　协同发展，意味着产业要在更大空间进行布局。如何转？如何接？如何优化升级？

　　曾是国内医药级碳酸氢钠龙头企业的北京凌云医药化工公司，近年来因原料二氧化碳缺乏陷入困境。放眼京津冀，凌云化工惊喜地发现，位于河北邯郸武安的新兴铸管厂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白白排掉！闪转腾挪之间，合作优势凸显。凌云化工从北京丰台搬迁到河北邯郸后，吃掉了新兴铸管的废气，相当于每年为邯郸减排二氧化碳2.2万吨，而凌云医药化工也焕发了新生。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表示，京津冀下一步产业发展应该是高起点规划、高起点布局，决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或者数量的扩张，而是要在符合生态环保的前提下，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实施产业升级计划。

　　在距离北京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天津市宝坻经济开发区内，一个年产值达2000亿元以上的“京津中关村科技新城”即将崛起。天津宝坻“北方水乡”的宜人环境和高端制造等长处，将与中关村高科技研发和创业服务等优势“双剑合璧”，共同助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转型升级是三地共同的使命和任务。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产业转移，不是把北京不要的转移到河北、天津，而是形成协同创新的共同体，共同把创新这篇文章做好，把新兴产业蛋糕做大。

　　“产业协同是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产业对接与优化升级正是我们宝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实事求是地讲，产业对接并不难，产业对接的同时，完成产业优化升级却是很难的。”参会嘉宾、宝坻区委书记贾凤山坦言。

　　根据规划，京津中关村科技新城将依据不同产业划分为一个个1—2平方公里的微创业圈。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微创业圈里，小型金融服务网点、产业服务平台等全部在15分钟车程内就能抵达。

　　良好的生态、优质的教育也是要素资源。在沧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闫继红看来，“筑巢引凤，不仅要有工厂，还要有美丽的城市。”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沧州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昔日苦海沿边之地已进入河北省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

　　打破藩篱

　　政策驱动求共赢

　　协同发展，重大意义显而易见，各地行动积极务实，最关键的，还是要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消除隐性壁垒，破除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样的观念，已经成为与会嘉宾们的共识。

　　“北京、天津创新资源十分富集，但是，京津冀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出只有长三角的1/2，不足珠三角的1/3，人均GDP分别为长三角、珠三角的76%和61%。”在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崇勇看来，其原因主要是行政壁垒造成科技创新资源在区域内流动不畅，优质要素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

　　破除体制藩篱，势在必行。那么，在推进三地协同发展过程中，该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则要通过出台规划、制定规则来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动，而非由政府部门直接‘摆布’资源。”天津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杨桂华表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李中祥则认为，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拆除人为树立的行政院墙，就要制定有利于区域一体化的规则，从而实现区域目标、环境管控、基础设施、要素流动等方面的一体化。

　　政府可以“牵线搭桥”，让要素在高地与洼地间流动起来。

　　政府应避免“头脑发热”，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

　　“在对接首都产业转移中，我们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避免把落后产业放在京津北大门。”承德市委书记郑雪碧表示。

　　政府还应当完善公共服务等配套，以产兴城，以城聚人。

　　“产业转移，承接地既要有热情辅助企业‘立业’，也要有能力帮助企业‘成家’。”九园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鲁春兵在协助企业落户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附近配套的京津新城等大型住宅区、医院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和高速路网配套，企业肯定不会考虑转移。”

　　“产业不是孤立存在的，产业去哪里，人就去哪里；人去哪里，要看这个区域和这个社会的社会功能、公共服务是否满足他们的要求。”张伯旭说，伴随着产业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环境一体化，三地要共同考虑怎样将公共服务和城市的功能进行更优化的配置和合理的合作分工。

　　专家观点　　　　

　　早日实现三地交通一体化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赵 坚

　　交通一体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规划建设的一体化，二是交通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即用同样的规则、服务标准、定价方式进行管理。

　　京津冀的高速公路网、国家干线公路网是一体化的，由交通运输部统一规划，各省市组织建设，虽然有个别断头路，但总体上一体化。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难点是跨行政管辖边界轨道交通（通勤铁路）的规划建设。此外，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单中心、放射状的交通网络布局有待优化，各种运输方式的无缝化衔接有待加强；跨行政区的通勤铁路难以协调等等。

　　我建议早日实现三地交通一体化，应着眼于城市群空间布局和结构，统筹考虑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的需要，努力实现三地交通“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衔接、管理协同”，构建起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破解协同发展的体制障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首都经济研究所所长 祝尔娟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还是体制问题。从深层次来看，现行的行政区划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没有结合区域发展特点的单一考核制度都已成一种障碍。另外，整个区域的协调机制包括横向协商、纵向协调机制都不健全，这几方面的问题都亟须破解和创新。

　　过去我们是地方分灶吃饭，现在我觉得应该考虑针对一些特殊区域比如说生态涵养区，设立合理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当然，生态涵养区要发展，需要建立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比如今后要探索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还有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

　　说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北京的公共服务包括发展机会和周边区域有很大的落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周边的各种资源会向首都汇聚，集聚负效应引发大城市病，包括商务成本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下一步重点要做的，是通过适当的功能疏解，减轻目前面临的人口等各方面压力。

　　治理雾霾关键是下决心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 王灿发

　　环境的污染包括雾霾是可控制的，关键是下决心。怎么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大量关闭工厂甚至实行汽车尾号限行，难以持续。更可持续的是经济转型，根据一个地方的环境容量决定经济发展。

　　执法是否严格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现在很多达标的，但是实际上都可能没有达标。检查的时候就达标排放，不检查的时候就不达标排放，还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制度。

　　在立法当中能不能确立环境优先的原则？现在《环境保护法》中有保护优先，但我觉得还不完全是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上实行环境优先的原则。

　　此外，要把法律中的几个制度衔接起来，比如现在正在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有环境印象评价制度，有三同时制度，有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制度，还有不达标、造成污染的要停产关闭等制度，这几个制度都要协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