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快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稳定和谐社会“定盘星”
特赦释放人员张商海(左2)、杨南邦(左3)、赵一雪(左1)三人因台湾当局不准入境未能如愿返台，当他们返回北京后，在机场受到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右1)的欢迎
随着海峡两岸的进一步和解，封闭多年的民间交流大门正在徐徐开启。在展望两岸关系和谐前景的今天，尘封的帷幕也为我们揭示着历史曾经有过的沉痛一页。1956年中国首次释放日本战犯和1959年第一次特赦国内战争罪犯，都已成为难忘的重要篇章。至于第七批特赦国内战犯后，十名获准赴台探亲的原国民党人员滞留香港期间发生的一切，无疑已成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1956年首次释放日本战犯和1959年特赦首批国内战犯，标志着中共战犯改造政策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战争罪犯的改造和教育，从一开始就奉行“给出路”的政策。1956年，中国第一次释放的是日本战犯，共有355名战犯从天津乘客轮返回日本。
中国政府主动释放日本战争罪犯的决定，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应。中国政府能在新中国成立七周年之际释放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战犯，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战争罪犯方面采取的是开明政策。
接下来，又释放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到1964年底，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回国。
第二次特赦的对象是在押多年的国内战争罪犯。对于这些战犯，中国政府采取分批审理，视其改造情况，分批进行特赦。195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政府鉴于大批在押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其他战争罪犯十年间改造的现状，决定在十年大庆之际对一批确实改过自新的在押战犯实施特赦。
关于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在一份党内文件上作过重要批示：“我们把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分期释放。”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周恩来在一系列关于战犯改造的报告中作过多次相关批示和指示。他在一份关于战犯改造的报告上就曾批示：“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
1959年9月17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指示》。在这份内部文件中，中央正式向全党阐明释放一批国内战犯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作出《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战争罪犯的决定》。从此，开始了对国内战犯的审理和释放的准备工作。
12月4日，户外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寒风呼啸之中，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却温暖如春。这里正在隆重举行首批国内战犯的特赦释放大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国内战犯的首批特赦。因此，所有参加这次特赦大会的在押人员都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在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中，大多是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而作为伪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也在这次特赦之中。当中国政府特赦首批33名国内战犯的决定公布以后，海内外的反应比三年前释放日本战犯时更加激动人心。因为当时的台湾当局仍然与大陆隔海对峙，蒋介石甚至还不时通过国际传媒叫嚷要“反攻大陆”，而中国共产党居然在此时对国民党在押战犯宽大为怀，实在令世人为之震撼。
紧接着，对第二批50名战犯实施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在45名获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出现了范汉杰、李仙洲这些战场上的强硬人物。第三批特赦战犯68名，其中国民党战犯61名，伪满战犯7名。第三批名单中出现了廖耀湘、杜建时等战犯的名字。第四批特赦战犯35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从1964年12月到1966年4月，又先后释放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在押战犯。第五批释放53人，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7名，伪蒙战犯1名。第六批57人，其中国民党战犯52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共有改造好的296名国内战犯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