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家9口6个孩子超生长期没户口 计生委:需缴70万

08.10.2015  09:43

  老三张泽龙初中辍学后,只能不时去小工厂搬砖铲泥打零工。

  老四张金鑫辍学后结婚,但户口问题使婚姻产生矛盾,离婚后患上了抑郁症。

  老六老七正在读小学,因担心走上哥哥姐姐的老路,户口成为她们最大的心愿。

  通州张家湾镇枣林庄,张伯增一家9口,因其中6个孩子为超生,长期没有户口。目前,还有4人须缴纳70余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后,才能补办户口。

  总是让9岁女孩张晓曼满面愁容的,是她的“黑户”身份。

  作为家里第七个孩子,她同其他超生的5个哥哥姐姐一样,难以取得户口,甚至因户口改变人生。

  在此之前,二哥张泽金、三哥张泽龙、四姐张金鑫已相继因没有户口而无奈辍学。相同的原因还导致二哥、四姐无法如常人般领证结婚,抚养自己的孩子。四姐因此而患上抑郁症。

  去年,通州区计生委开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成为他们解决户口问题的唯一出路。但六兄妹总计70万元的费用让这个因超生而更加贫困的家庭陷入恶性循环。

   七子之家

  生下女儿张晓曼时,王茂臣已44岁,丈夫张伯增则年过五旬,而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

  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这个九口之家因为超生而被众人知晓。

  “就是想生”,被问的多了,张伯增夫妇也习惯了用这样简单的方式回答,且不愿再去过多解释什么。

  1982年,经人介绍,刚满20岁的王茂臣嫁到北京通州枣林庄,丈夫张伯增比她年长7岁。王茂臣的户口也随婚姻落至北京。

  1984年,长女张松涛出生。孩子刚能坐起来,村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敲开家门,主动为孩子上了户。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代身份证及相关制度开始使用施行。

  女儿满月之时,开心的张伯增邀来亲朋,摆席庆祝,但种地为生的张伯增也始终认为,家里孩子要多一些,这样热闹。此外家里必须要有男孩,能下地干活。

  而此时,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刚满两年,各地对超生处于严防严控状态。村里的房前墙后刷满各种计生标语,妇联主任带领着十余名计划生育宣传员,挨家挨户讲政策,“唠嗑时听到谁家怀了二胎,宣传员们会多次上门做工作:孩子不能留。

  张伯增回忆,即使脱口就能说出各种计生宣传语,但这并无法阻止自己的添丁念头,王茂臣也支持丈夫,“为他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

  1986年,张家老二出生,如张伯增所愿,是个男孩。

   计生事故

  然而,男孩的出生并未让张家就此停止添丁,反而像是打开了一道合不上的闸。此后间隔短或两三年,长则六七年,其余两男三女五个孩子接连出生。

  这个7子家庭对村里来说是一场“事故”,一名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民说,村干部曾多次告知张家,超生一个孩子,会影响整个村、镇、甚至区县的绩效考核,孩子上户也是难事儿。

  多名村民证实,因计划生育衍生出的“一票否决制”,导致村里超生不敢上报,担心被扣除绩效、抹掉奖金。

  同村村民张扬(化名)想要男孩,头胎为女儿后继续生育,被所在工厂辞去了带班班长的工作。村民李敏(化名)同样怀着再要个孩子的心情怀孕,计生干部敲门做工作时,李敏反锁家门,最后在姐姐家生产。

  “但张家不太一样,不怕管,能闹,后来政府相关部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民诉苦,“孩子落了地,就是人命,对已出生的孩子没有办法。

  “但一个家庭超出这么多人,村里总要有个交代”,该村民回忆,张家三儿子出生两年后,遇上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对于没有户口的孩子,村里想出个招儿:就按“外来人口”登记。

   难吃一口肉

  7个子女也让张伯增夫妇压力巨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经济拮据。

  张家并不富裕,靠种麦子和玉米,家里一年有一万多的收入。因幼时一次意外左手断了2指,右眼失明的张伯增,每月还能再拿到100元的残疾补助。但杯水车薪。

  张伯增在玉米地里开辟出约10平米的小块土地,种了黄瓜、茄子、豆角等家常菜。开饭时,王茂臣常炖满满一锅蔬菜,倒进不锈钢盆里,孩子们拌着米饭吃。

  即使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也很少开荤。按父亲的预算,全家每日基本消费不能超过10元。肉不是想吃就能吃到,也不是节假日就可改善伙食,而是粮食什么时候卖出去了,父亲高兴,母亲才能买点肉回来。

  1988年,西侧邻居家新盖了房,墙体比张家要高2米,张伯增迷信风水,认为这样会压了运气,当时存款不到100元的他跟亲戚朋友借了4万,翻新了主屋。

  屋内只新买了电视和沙发,卧室用了省钱的水泥地板,客厅照明全靠一盏手掌大小的白炽灯。为了不使家里看起来太空荡,王茂臣买来两盏灯笼,从集市上淘来3元一张、写着“年年有余”“马到成功”等吉祥话的装饰画。

  客厅墙面上还贴了4个“”字,王茂臣太希望家里好运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