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杀女举报"牵出国税窝案 腐败涉及市县乡三级

07.08.2015  11:42

  近期,化名“范明”、外逃近两年的安徽省阜阳市国税局原局长柴国良,欲从加拿大温哥华乘机潜入国内,在广州白云机场被缉捕归案。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柴国良外逃前后,阜阳国税系统的塌方式腐败被挖出。截至目前,至少已有14人落网,包括市局领导2名,阜阳城区3名区局“一把手”局长,4名区县局副局长、分局局长和数名科长。其中,个人贪腐数额最大的达2200多万元。尤为恶劣的是,多名国税人员监守自盗,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内外勾结骗取税金。

   “杀女举报”牵出国税窝案,腐败涉及市县乡三级

  这起腐败窝案的案发,竟起于一名国税局领导妻子“杀女举报丈夫”的悲剧。

  2013年5月3日晚,地处阜阳市繁华地段的中央豪景小区发生一起命案:住户应某将13岁的女儿勒死在家中。作案后,应某打电话通知其夫——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

  应某为何要杀死亲生女儿?据了解,其夫杨东升早在阜阳市下辖的界首市工作时,就另有情妇和私生子,调阜阳工作后,杨仍长期在两个家庭间周旋,应某对此无法接受。为了报复,应某向有关部门举报丈夫的贪腐行为,但多次举报未果,便产生了“全家同归于尽”的极端想法。案发后,应某被鉴定患有精神疾病。

  惨案的发生,令杨东升的贪腐问题公开,他闻风出逃。随后,办案机关根据线索将杨东升的“死党”——阜阳市颍州区国税局局长方伟控制。方伟在交代自己问题的同时,提供了抓捕杨东升的线索,并检举了其他数人涉案金额共达2000万元以上的经济问题。

  据办案人员介绍,方伟、杨东升的落马揭开了阜阳国税腐败的盖子,二人的案情牵出众多行贿人,这些行贿人的供述又牵扯出更多的国税干部。2013年6月以来,已陆续有阜阳市国税局总经济师韩卫东、经开区国税局局长海军、颍泉区国税局局长王若冰、颍州区国税局副局长徐乃峰、颍东区国税局插花分局局长周天跃等人落马。

  阜阳掀起的国税反腐风暴,也惊动了远在三百多公里外的铜陵市国税局局长柴国良。虽然已从阜阳市国税局调任铜陵3年多,但昔日部下接连落马,让其感到形势不妙。2013年8月,柴国良出逃马来西亚。

  2015年6月4日,柴国良持假护照欲潜回国内,在广州白云机场被边防警察查扣。至此,一个上至市局局长下至一线税管员,囊括市、县、乡三级的国税贪腐网络已基本清晰,目前已涉及阜阳市局、市区4个区局和1个县局,至少有14人落网,规模在全国国税系统罕见。

  记者从安徽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追逃办获悉,柴国良在落网前已被立案侦查,涉嫌在下属工作变动、职务升迁及工程建设中巨额受贿。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柴国良落网,国税腐败窝案还将深挖。

   国税局长勾结皮包公司老板,“骗税生意”月入十几万元

  在阜阳国税窝案中,目前查明的行贿人已近两百人,其中界首商人孙某具有代表性,其行贿额最大、涉及干部最多,“骗税生意”规模也最大。

  早在2005年,孙某就与时任界首市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合谋,利用废旧物资回收免征增值税的国家政策,成立了一家废旧物资公司,由杨东升帮其办妥资格认定、收购发票和增值税发票的发放,其通过捏造交易向其他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从中赚取“开票费”,再与杨东升“分成”。因担心税票数额过大容易暴露,该公司成立4个月即注销,杨东升分得18万元。孙某紧接着又如法炮制新成立了一家同类公司,杨东升6个月分得18万元和3000美元。

  据了解,这种靠钻国家扶持优惠政策空子,内外勾结的“骗税生意”,在阜阳国税窝案中大量出现。一度界首、阜阳等地固废金属企业遍地开花,仅杨东升一人3年间就与12名商人开办的18家固废企业“合伙”,受贿200多万元。

  2008年后,国家废旧物资税收政策调整,“骗税生意”向涉农产业转移。为支农惠民,国家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收购免税农产品可享受13%的增值税进项抵扣,这13%成为骗税者的操作空间。

  如孙某从2007年至2012年,先后在阜阳注册成立了11家药业公司,为虚开骗税,分别向颍州区国税局局长方伟、副局长徐乃峰、企业科科长刘广生行贿560万元、46万元和14万元,向颍泉区国税局局长王若冰、颍东区国税局插花分局局长周天跃行贿164万元和25万元。

  案卷显示,本案中的各类骗税企业上百家,多集中在药业、纺织、皮革、家具行业,分别以中药材、棉花、兽皮、木材等涉农原材料为幌子,在没有实际经营和业务来往的情况下,大肆虚开增值税发票牟利。

  “税收惠民政策就像国库敞开了一条‘绿色通道’,让税务干部去守门,一些人却监守自盗!”一名办案人员介绍,这些国税干部在纳税资格、税票发放、逃避检查、公司注销等方面为不法之徒提供便利,成为骗税的谋划者和分利者。有的国税干部拿走“合伙骗税利润”的三分之二,方伟曾同时接受孙某、程某、王某等人的药业、纺织、家具“皮包公司”骗税“红利”,月入达十几万元。

  而在这个贪腐集团内部,“骗税”既是公开的秘密,又是联手的生意。如方伟个人受贿1318万元,还与杨东升共同受贿918万元;方伟和王若冰为帮助孙某的企业逃避检查,向市局韩卫东说情,并介绍孙某“人稳当”,让韩放心收其贿赂。

   “边腐边升”被指监管失灵税制漏洞亟待制度完善

  此案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国税领域一些惯常贪腐手法:

  ——逃税减税。多名国税人员受贿后帮助企业逃避税检、免税或减税。2012年底安徽省国税局组织税务检查,颍州区国税局副局长徐乃峰收受一服装企业老板时某2万元,帮其注销企业免受处罚。阜阳一香料企业数次被查账发现共需补税、罚款60多万元,因企业老板长期向市国税局总经济师韩卫东行贿,经韩打招呼全部免除。

  ——吃拿卡要。韩卫东利用阜阳经开区一房产企业有求于他,助自家亲属以120万元的价格,购得该企业开发的市场价约190万元的别墅一套。其妻女开的车,春节海南游的花费,以及家中衣柜、木地板、空气清新器等,都由各类企业买单。

  ——介绍生意。阜阳市某五星级酒店外墙装饰工程本已确定施工方,方伟打电话推介商人付某的公司,酒店负责人考虑“国税局长的面子要给”,改与付某签订合同。经查,方伟多次为付某介绍生意,收其贿赂19万元。

  办案人员介绍,阜阳国税窝案案发后,一些干部仍不收手。2013年方伟落马后,副局长徐乃峰在主持工作期间仍继续受贿,直至被抓。

  专家认为,本案中多名干部受贿时间长、贪腐手法“简单粗暴”,却长期得不到查处,不少人“边腐边升”,反映出当地国税系统内部监督的低效与失灵。如柴国良从阜阳调任铜陵时,仍得到省国税局“办事公正,严于律己、模范遵守各项廉洁从政规定”的评价。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认为,本案中大规模的国税贪腐行为,既源于这些干部自身的素质问题,也由于税务制度存在漏洞。当前全国“营改增”税制改革范围逐步扩大,应通过推广信息技术、加强税务审计等途径完善制度,堵住虚开增值税等骗税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