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锯腿男子因血栓再陷绝境 36万捐款剩七八万

24.03.2015  11:10

  锯腿男子

还记得河北保定那个“锯腿硬汉”郑艳良吗?2012年4月14日,因不堪右腿腐烂生蛆,郑艳良用一把钢锯、一把水果刀,嘴里咬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为自己做了“截肢手术”。半年后,媒体关注到这个不幸又坚强的男人。他的故事被认为是击中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软肋。

如今三年过去,“锯腿硬汉”怎么样了?他的苦味人生是否遭遇到了新的难题?

3月10日凌晨5时,郑艳良睁开眼,妻子沈忠红早已起床。郑艳良看着自己仅剩不足20公分的左腿,又摸摸只有10公分的右腿,那里还是有些胀痛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持续10来天了,但他并没有急着去医院,还是等到了例行检查的日子,才不得不准备去医院接受检查。

这一天,村里有一个朋友要去保定办事,正好可以送郑艳良夫妻去河北保定市第二医院。为了配合郑艳良的看病时间,朋友天不亮就出了门。

花费近千元的“例行检查

如果不是当初自锯右腿受到全国关注,社会各界捐款36万多元,夫妻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撑到今天。

7时20分,朋友把郑艳良夫妻送到了保定市第二医院,驾车而去。妻子沈忠红则推着轮椅上的丈夫走进医院。

和医院打了两三年交道,一切都是轻车熟路。到了诊室门口,夫妻俩静静地等候着,他们知道,最晚8点过5分,医生就会过来。

但这一天的情况却有些特殊,等到八点半,诊室还不开门,也不见大夫前来。郑艳良有些着急,便拨打了一位副院长的电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医生还不来?副院长对这位曾经引起过广泛关注的患者很是客气,回答:你稍微等一下,我问问。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大夫急匆匆赶来,跟郑艳良解释了几句,好像是说开会去了还是查房了,郑艳良也没记清楚。

9时许,郑艳良抽完了血,觉得有点饿。妻子出去给他买了两个火烧,郑艳良狼吞虎咽地吃完,妻子在旁边笑,说:看来真是饿狠了。

郑艳良却“哎呀”一声,说:“坏了,坏了,还没做彩超呢,不知道吃饭之后,还能不能做?

夫妻俩便到超声室去询问,结果是:吃了饭了,不能再检查了,明天再来一趟吧,夫妻俩相对苦笑。

明天再来一趟”,对于双腿截肢的郑艳良来说,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经济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没办法,只能再来一趟了,本来一个月一次的肾病综合征“例行检查”,这个月就成两次了。明天,还得看朋友的车方便不方便,如果不能坐便车,就得雇一辆面包车了。

两口子默默地盘算着这一天检查的花费,总共花了930元。

如果不是当初郑艳良自锯右腿受到全国关注,社会各界捐款36万多元,夫妻俩不知道,他们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家庭还能不能撑到今天。

自行“截肢”,社会关注

2012年4月14日,因不堪右腿腐烂生蛆,郑艳良用一把钢锯、一把水果刀,嘴里咬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自己将右腿锯掉。

郑艳良今年49岁,是河北省清苑县臧村镇东臧村人。2012年正月,他突然双腿疼痛,先后到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北京301医院就诊,被确诊为双下肢动脉血栓。由于病情严重医治困难,再加上经济拮据,郑艳良放弃治疗回到家中。

2012年4月14日,因不堪右腿腐烂生蛆,在床上躺了两个半月的郑艳良用一把钢锯、一把水果刀,嘴里咬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自己将右腿锯掉,为自己做了“截肢手术”。而锯掉右腿的次日,他的左脚又脱落在了床上。半年后,直到郑艳良在家“自锯病腿”被媒体披露,社会各界才开始关注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男人。

当年10月11日,郑艳良被接到保定市第二医院接受免费治疗。院方组织专家对其进行全面检查,确定其身体缺血的程度和部位,并制定了具体的治疗方案。10月24日晚,保定市第二医院组织包括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在内的5名医生,为郑艳良做了双下肢疮面处理,并将缺血的血管进行疏通。11月9日,郑艳良出院回家。

那时的郑艳良,虽然双腿仅剩了10至20公分,但精神还不错,回到家,他和妻子花1700元钱买了台新电视,替换了原来的旧电视,还准备在家里的4亩地上建个养猪场。

这样的境况虽然谈不上多好,但总算有了奔头,与得病之初无奈放弃治疗回家等死时的状态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夫妻俩心里充满了对帮助他们的人的感激。

病情再次加重,北京求医

有一段时间,附近老乡经常上门,有来看望的,也有来找郑艳良帮忙找媒体的。郑艳良觉得,态度首先要热情,不能寒了人的心。

有一段时间,附近老乡经常上门,有来看望的,也有来找郑艳良帮忙的。他们觉得郑艳良认识不少媒体的朋友,可以帮他们把自己的为难事、不平事说一说。郑艳良仔细倾听来者的诉说,也热心地给记者打电话或者发邮件——能不能帮上忙先不说,态度首先要热情,不能寒了人的心。

然而刚刚出院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当年12月底,郑艳良身上长了很多红色小疙瘩,在保定市一家医院住院半个月,红色小疙瘩才消退下去,花费治疗费约7600元。医生说,可能是血液引发了皮肤病,而引发他腿疼和皮肤病的原因可能是肾有问题,需要做肾穿刺,建议他去北京治疗。

回到家的郑艳良一直感觉臀部疼痛,而且越来越疼,以至于他彻夜难眠。2014年1月18日,沈忠红出了趟门,出去才半个小时,回家却发现丈夫满头大汗,疼得快坚持不住了。她赶紧花100元雇车把郑艳良送进保定市第二医院,当晚,郑艳良再次被推进手术室,经过近3个小时的手术,才清除了血管中的血栓。

但仅隔一天,他的左腿再次出现血栓。保定的医院不敢治了,当晚就将他转院到了北京友谊医院。

两口子在北京友谊医院度过了2014年的春节。该院诊断郑艳良早期患有肾病综合征,这种病容易形成血栓,逐渐把血管堵住,必须长期服用溶解血栓扩充血管的药物。

2014年2月14日,郑艳良出院,回到河北家中。这次北京之行,治疗费花了9万多元。他印象最深的是:“北京的东西真贵,中午吃个煎饼都得7块钱。

以前觉得自己很惨,现在觉得已经很幸运了

郑艳良盼望着有一天行动自如,不过这一天却迟迟没有到来。直到今天,他只能是穿上假肢,扶着助身器移动。尽管北京的东西贵,郑艳良还是不得不再次回到北京。

当时北京一家康复机构春节期间找到他,准备给他安装假肢,提出了治疗方案,并表示可以优惠。

当年4月15日,这家机构派车到东臧村,把郑艳良接到了北京。他在这里安装了一对假肢,按照该机构工作人员的估计,郑艳良需要接受两个月的康复治疗,训练腿部力量和平衡,最终有望独立行走。

郑艳良没想到,自己这次在北京一待就是7个月,直到10月28日才重返保定。

因为假肢接受腔要一再进行调整,前前后后换了30多次,等完全调整合适,就到了10月份了。”郑艳良说,自己还不算耗时长的,在那家康复机构里,还有为了安装假肢要住一年的。

以前觉得自己很惨,两条腿都没了,但在那家康复机构,我看到了遭到电击没了四肢的病友,比起他来,我已经算幸运的了。面对现实吧,就要乐呵呵的。天塌下来当被盖,命到了就得接受。”让郑艳良有些小得意的是,在康复机构里,他发现自己还真是少有的没有哭过的人之一。他一度还在这家康复机构里当了一段时间的“劝导者”。

那段时间,郑艳良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接受训练。第一次装上假肢,郑艳良只能勉强站立5分钟。那时候他已在服用激素类药物,身体发胖,力量跟不上。看着身边能走动的病友,他也盼望着有一天能像这些病友一样行动自如。不过这一天却迟迟没有到来。直到今天,他只能是穿上假肢,扶着助身器移动。不过,他已经很满足了,至少大小便,他可以自己解决。

郑艳良的假肢接受腔经过30多次调整,终于合适之后,时间已经进入10月份,他就想着尽快回保定。康复机构的人劝他再训练一段时间,但他归心似箭。还有一个原因是:“北京的东西确实贵!

他算了一笔账,装假肢15.6万元,清苑县政府和他本人各承担了一半。在康复机构的住宿费,别人是每天80元,康复机构给他减半,但这也要40元。加上他和妻子每天吃饭,也得消费七八十元。7个月下来,两人又花了3万多元。

至此,2013年收到的全国各地的捐款已经花出去了20多万元。

但回到家后,郑艳良却很少把假肢穿上。绝大多数时候,他把假肢放在旁边,自己则坐在床上。包括最近几个月,每月一次到医院的例行检查,他也是坐在轮椅上,“这样方便一些。

锯腿硬汉”发愁了

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盘算着:36万元捐款,还剩多少。但算来算去,就剩七八万了。这些数字时常让他变得皱眉凝思、多愁善感。

今年3月10日下午,从医院回到家的郑艳良坐在床上看电视。

右腿还是胀疼,但他习惯了,也不太当回事。两条残肢上盖着的毯子滑下来,他却不觉得冷。“大家都说我体格不错,就是两条腿不行了。

假肢放在床边的轮椅上,衣柜上显眼的位置还摆放着河北省红十字会捐助20000元整的救助牌。

当初,他一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6万多元捐款。绝大多数捐助者他都不知道姓名,仅有几个知道联系方式的,逢年过节他都发短信问候一下。现在的他,也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谢意了。

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盘算着:36万元捐款,2013年12月那次住院,花了7600元;2014年1月北京看病,花了9万多;此前在保定市第二医院两天花了1.9万元;去年3月妻子住院,花了1.1万元。北京装假肢加上食宿11万元。现在每个月的药物花费接近2000元,90%不能在新农合里报销;身体检查费用1000元。掐着指头算来算去,36万元捐款就剩下七八万了。

这些数字让这个“天塌下来当被盖”的“锯腿硬汉”变得皱眉凝思、多愁善感起来。

如今,这个家庭仅有的生活来源就是他20岁的女儿在外地打工每月1800元的工资。女儿每个月能寄千儿八百回来,郑艳良觉得“小女孩真不容易。

家里的4亩农田,如今只能种一季玉米,因为没有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每年秋收之后地就荒上半年。所以,在这个家里,只有秋收,没有麦收。家里30多年的老房子已经漏水,房顶上铺了塑料布。去年的雨季,郑艳良一家都没在这里住,今年他准备收拾一下,“至少不能让雨水滴到脸上吧。

2014年春节在北京治疗期间,郑艳良担心收到的捐款很快花光,曾恳请媒体“再帮帮忙”。但现在,郑艳良没再说这样的话,甚至有记者朋友掏出几百元给他,他也很坚决地拒绝了。

去年,乡上和村上的干部都曾对郑艳良说,准备申请一些经费,帮他家先把屋顶给修了。2014年7月,郑艳良在北京安装假肢期间,乡政府还给他去过电话,问他这房子修不修。郑艳良说修。不过,直到现在,乡上和村上都没有付诸实施。从北京回来后,郑艳良打电话给乡政府,问什么时候帮他修屋顶,对方让他再等等,好像是经费还没申请下来。

一位经常来郑艳良家的村民说:艳良这两年精神还好,就是这身体状况还是让人提心吊胆的,那个奇怪的血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复发,这太折磨人了。

2013年几百家媒体来到保定采访艳良,都说郑艳良的故事击中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软肋。但现在看来,医疗保障体系还是没什么改变。

熬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

有时候,他盯着南屋房檐下那口瓮长久不语。那口瓮里,装着他当初锯下来的右腿。“什么时候这口气上不来了,这个残废的身体和那截腿骨就一起火化或者一起埋了。

他说,还是要感谢政府,给他家办了低保,每个月能领到129元钱。去年年底,县残联送来了500元慰问金、10斤饺子粉、1壶油。

还是艰难,但就这样熬着吧,熬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比起2012年自己锯腿的那个时候,现在算是好得太多太多了。”他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有时候,他盯着南屋房檐下那口瓮长久不语。那口瓮里,装着他当初锯下来的右腿。“什么时候这口气上不来了,这个残废的身体和那截腿骨就一起火化或者一起埋了。

3月11日,郑艳良再次前往医院继续前一天没有完成的检查。朋友有事无法帮他,他只好花120元雇了辆面包车。

彩超检查表明,他的右腿动脉又有较严重的血栓堵塞。医生认为,此前服用的药物可能失去效用了,需要换药。观察一个星期后,再决定是否再重返北京治疗。

检查出来,在医院门口,轮椅上的郑艳良掏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两口,久久不说话,烟掉在地上也不知道。 (华商报记者薛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