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人口疏解 谁走了谁还在

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近6000万人。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面对人口疏解，哪些人走了，哪些人会留下，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如何才能找到平衡点？

增幅下降或负增长 北上广人口拐点来临？

早上7点半，家住北京双井的孙女士挤进了北京地铁10号线，前往中关村上班，“人都被挤成了照片”。顾不得与陌生人严重挤压的尴尬与苦恼，她很庆幸自己赶上了这班车。她不知道的是，即便如此，实际上，这条北京最繁忙的地铁线路，在2015年全年减少了近1亿人次的客流量。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人。同时，北京2015年末六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0.4%。

广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广州的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总体看，“十二五”较“十一五”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北上广人口增长的变化是不是一个拐点？对此有观点认为，中国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在上海，有专家根据小学入学人数、公共交通客运量等较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印证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确下降。对于“账面人口”的变化，也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动力是政策的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据了解，在被疏解的对象当中，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占比较大。在北京中关村疏解低端电子卖场的背景下，仅存的几家卖场之一——“鼎好”大厦负责保洁的陈先生告诉记者：“我在这里工作5年了。刚开始，鼎好一期加二期保洁员工一共150人左右，现在已经不足100人。”

实际上，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在考核指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市一级大会上，区级官员谈起人口疏解指标都十分谨慎认真，不像说起GDP那样‘谈笑风生’。”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当一个城市经济仍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人口的增加就是必然的结果，做人口减法比做经济加法确实要难。

记者在2016年北京地方两会看到，核心城区都将人口疏解问题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北京某区曝光地下公寓大肆改建群租房新闻后，该区区委书记曾亲自查办处理。

“地方政府设立人口红线，每年设置人口疏解指标，起码从‘账面’上给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并以搬迁市场、拆除违建、清理群租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积极推进。”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说。

巨大资源虹吸效应 让被疏解者不愿轻易离开

在地方政府强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同时，北上广的巨大资源虹吸效应，仍然让大量疏解目标人群不愿轻易离开。

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曾经让很多人看到在超大城市奋斗打拼的艰辛，但实际上，为了能留在北上广，很多外来人口努力在政策夹缝中寻找机会。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房租，证明了高中低各层面外来人口对于这个大城市的刚性向往。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说，从银行给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放贷的角度看，地产投资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风向标，北京、上海地王频出，恰恰印证了其强大的人口吸引力。

而在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根据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人口疏解计划，今年，故宫周边、百荣世贸商城、永外城文化用品市场、南锣鼓巷主街、簋街和东华门小吃街等区域都要启动疏解。但在小店被疏解的同时，仅在北京东二环至东四环沿线，至少有十家大型购物餐饮场所数以万计的中低端劳动岗位都是刚需。

记者日前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危旧房改造后的新型社区看到，尽管小区里每套房子都价值数百万元，但在楼房不起眼的入口下面，一条条长长的、坑洼不平的通道尽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仅1.5米宽的狭长走廊两旁，每个出租屋门口都堆放着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还有自行车等各种杂物。走廊的尽头是公共洗手间，挤满了忙着洗漱和方便的住户。空气中飘散着油烟、香烟和发霉的气味，隔着墙也能清楚地听到出租屋内电视机的嘈杂声。据“二房东”介绍，这类地下出租屋内多住着从事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和厨师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

今年4月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显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务业用人缺口高达17.6万人。而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上海市今年一季度餐厅服务员、厨工的岗位缺口与求职人数比高达9：1。

在这种情况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层层向外转移。位于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交界处的孙河乡，截至2014年底的户籍人口2.2万人，而流动人口达5.6万人。记者多次在孙河乡沙子营村调查，2016年，随着产业调整、清理违法群租房等措施，该村外来人口从高峰时的1.6万人减少至七八千人。离开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还有数千人搬到了位置更远的顺义、昌平等地。

胡刚表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违建遍地，在传统村庄外形成了外来人口聚居的“村外村”。

人口、资源与利益平衡点

在动态中不断调整

除了北上广面临的虹吸效应与功能疏解之间纠结，大城市还面临人户分离带来的户籍人口机械迁入与“拖着不走”的问题。据了解，在城市核心城区，由于教育、医疗资源相对集中，不少人青睐将户籍迁入，给城市人口管理带来很多弊端，也与人口疏解的大方向相悖。

记者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拿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区户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约20万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人户分离是北京人口疏解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在北京人户分离的很多是高端人士，包括国外定居、调离北京、异地交流任职、经商人群等等，这些人“人不在户籍还在”。

不管是哪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当下超大城市受限于资源与环境压力出台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将继续在实践中寻找平衡点。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如在北京16-19岁、20-24岁、25-29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流动人口分别约占92%、70%和54%，部分行业对流动人口的刚需增强。

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

除了人口疏解问题本身，其带来的整体城市功能规划问题也需要一些新思路。在城市配套服务上，北京市政府提出，要注意批发市场疏解以后菜价、肉价的波动，不能说批发市场一走，菜价一下就上去了，要做好供应。

而对于大都市圈的整体规划，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等问题，也需要统筹协调解决。

这两年受到高度关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也与此相关。据了解，通州预计还能承接大约40万人口。未来，通州将吸纳城市核心区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全面建立起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三级医疗、教育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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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中等收入差距不小

北京收入最高 压力最大

2015年1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的《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指出，在北上广三地，同样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最高，年收入为256016元，其次是上海中等收入群体的年收入219770元，广州的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最低，为170037元，工资性收入也呈现相似的状况。而在经营性收入方面，广州的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最高，为39925元，这也反映了广州的商业氛围较为浓厚，有较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北上广三地中等收入群体的支出也不尽相同。在总支出方面，北京最高，约为126012元；其次是上海，每年的支出约为115646元；而广州最低，为95213元。饮食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最高，各地没有显著差异。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除了在娱乐、教育两方面的支出稍低于上海以外，其余各项支出均为最高。对比北京和上海，广州的中等收入群体各项支出都相对较少。

在北上广三地，除睡眠以外，占用中等收入群体时间最多的是工作学习。在工作日里，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每日有近9小时用于工作学习，比广州、上海多出一个小时以上，即使在非工作日，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花在工作学习上的时间也是最多的。而三地花在路途交通上的时间都在1小时左右，其中北京最长，其次是上海，最后为广州。

在家务劳动方面，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花费了最多的时间，即使是在工作日他们也会花费约81.5分钟处理家务，其次是广州，而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工作日时只有约21.7分钟用于做家务。在三地的比较中，广州的中等收入群体陪伴家人的时间最多，即使是工作日他们也会用2个多小时照顾家人；其次是上海，而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工作日时只有不到1小时用于陪伴家人。广州的中等收入群体用于休闲的时间最多，在工作日他们用于休闲的时间是北京的两倍。综合来看，虽然都为特大城市，但相对于广州、上海而言，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生活节奏最快，生活压力最大，而广州的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步调相对较慢，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照顾家人和休闲娱乐。

本版文字据新华社等

编辑： 双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