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芈月传》:历史剧必须遵循史实吗?

14.01.2016  12:00

  《芈月传》剧照

  半夏

  与《甄嬛传》被归为现象级差不许多,《芈月传》的热播乃至引发追捧和吐槽也不输于前者。郑晓龙导演总是能将本来相当离奇的情景拍得没有违和感,即便初看时觉得离谱,但看下去便不觉被带入,不觉沉入其中。我说过他的古装剧集是严肃的游戏之作。

  诚然,鉴于本剧以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铺排剧情,不免引发剧情之于史实是否相符的话题,譬如芈八子和黄歇的年龄差距。这样的较真当然是可喜的,起码于传统文化之传播有益。不过,同样应该有益的,似乎也该包括相关形态的区别,譬如历史题材与历史背景。

  按照文艺的专门说法,根据题材内容划分的戏剧种类中,历史剧占据一席。笼统地说,它就是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剧目。著名的黑格尔在运用这一名称时,将其定义为“向过去的时代取材”的作品,并把“维持历史的忠实”作为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

  不过,所谓向过去的时代也即历史取材,一向有如何取材的问题,理论家于此也聚讼不休。但作为一个文艺的样态,即便有维持历史的忠实之类的圭臬,但不能太过拘泥于历史细节,也是基本的共识。忠实度高大的历史纪实剧当然可以是正襟危坐的选项,而不那么执念于人物和事件之历史依据的所谓历史故事剧模式,似乎也不当遭到排斥。这两造实在没有必要势如水火,而不妨各说各话,并存共容。

  况且,历史的原貌,其实是无法全息实录的。任何史书,即便扣除掉春秋笔法那样纪事简约的着意因素,实在也都是选择性的叙述。或者说,之所以使用简约的笔法,正在于历史本来就是无法细致入微描写的,即便是《史记》这样绝唱级别的史家文本,就因为时有略略传神生动的情景再现而遭到后人置疑。而作为文艺样态的历史剧,本来就并非历史,选择性叙述于它而言,简直天设地造,虚构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就本质而言,文艺作品原本就很难排除虚构,即便所谓非虚构,譬如回忆录口述历史之类,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乏与史实出入之处。

  落实到《芈月传》这样的剧集,自然可以归入所谓历史故事剧这样的概念中,不过,我更愿意将其从学术的历史剧中离析出来,它甚至不必是历史题材,而只是历史背景之下的文艺叙事。当历史只是一幅背景时,具体的史实虚化,成为服务于剧情的六经注我式的选项元素,正像歌里唱的,真真假假真,假假真假真。以历史为题材的宏大叙事,史实总在那里罩着,需要戴着镣铐跳舞;而让历史担任虚化的背景,虚构和想象的空间顿时阔大起来。这倒也不是说后者就一定容易,它毕竟是文艺的作品,而虚构和想象原是一门高端的技术,戏说终究不是胡说,太撒欢了也难免闪腰乃至砸锅。

  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文艺叙事,因应的是俗世大众的口味,在意的是民间的口碑,或者换句话说,走的是市场路线。在俗世百姓眼里,甄嬛的史上有无,芈八子和春申君能否青梅竹马,原本就不在追究之列,他们在意的,是甄嬛芈八子们聚散离合的桥段能否搔到自家痒处,能否让自家遭到畅快的代入,至于人物或事件的虚实有无,哪肯放在心上。

  回顾传统文艺的故实,这样的路数,其来有自,而且源远流长,早有先着。譬如著名的演义小说,譬如杨家将、包公为主角的众多戏曲。俗世大众总是习惯将《三国演义》归入历史读本,甚至某些娱乐型学者也喜欢拿此说事,所以毛泽东主席才强调要看《三国志》。在后者的记叙中,鞭打督邮原是刘玄德的豪放手笔,枭首华雄的乃是东吴的孙坚。认真起来这都是张冠李戴,却也不妨理解为文艺突出的手段。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前人做得,并且博得喝彩,于是后人便未尝不可以效法。

  作为观者的俗世百姓,大约未必在意历史事实的是否忠于或者游离乃至戏说,而历史出面担任背景,提供的其实是国族传承的人文水土,因而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据说定居海外的本土人士,日常最喜闻乐见的,居然是国内热播以及曾经热播的那些剧集,足见水土之于养人的深入骨髓。

  当然,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文艺叙事,虽然遭到俗世大众的追捧,但在某些人看来却也许太过俚俗。而所谓雅致的东西固然脱俗,却也不免游离了民间,甚至失去了滋润养人的水土。当年鲁迅先生便指齐如山等帮衬梅老板制作的新编戏,如《天女散花》《黛玉葬花》之类,是士大夫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檀木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先生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中写道: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泼剌的,有生气的,和自己相近的,正是先生所谓大多数人也即俗世大众心底的文艺观。鲁迅先生的犀利精辟,并不会因为别人的抬高和贬斥而湮埋。他的话也正可以拿来作历史题材与历史背景命题的注脚——当然是伟大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