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璘——石家庄市唯一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
石家庄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两年来，有20例成功捐献，38人因此获得新生。人体器官捐献，一边是悲恸欲绝时的人间大爱，一边是病痛煎熬中的绝处逢生。翟璘，石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是石家庄市唯一的专职协调员，是连接捐献志愿者与受捐者的桥梁。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来临之际，记者走近翟璘，听他讲述这个关乎医学、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的职业。
□本报记者 苗静
石市两年20例成功捐献 38人获得新生
47岁的刘永军是个东北汉子，十几年来一直在保定打工。他有个大胖孙子，不久前儿媳妇又怀上了第二胎。就在全家欣喜地期待新生命的到来时，今年4月7日，刘永军却突发脑干出血，住进医院。4月9日傍晚，刘永军转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当晚9时被宣布脑死亡，只能靠药物、呼吸机维持生命。
当时，弟弟刘永昌因以前经常见到等待器官捐献的病人，萌生了把哥哥的器官捐献出去的想法。对此，刘永军的妻子和儿子点头同意。4月10日15时21分，刘永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和两个眼角膜，为5名正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带来了新生。
刘永军，是石家庄唯一一个被媒体详细报道的器官捐献案例。石市2014年开始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截至目前有20例成功捐献，38人因此获得新生。这些志愿者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只有一岁零八个月。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农民、工人、学生……除了刘永军外，其他的志愿者家属虽然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却不愿对外人提起。
对这一点，石市红十字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翟璘非常理解。每一次的成功捐献，都是志愿者的亲人在万分悲痛中做出的艰难决定。捐献的理由只有一个：帮助别人，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但反对捐献的理由却有很多：传统的“留全尸”的观念，被家族长辈指为“不孝子”的压力等等。
全省的专、兼职协调员只有20多人
协调员要见证捐献整个过程
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捐献使用的唯一渠道。这标志着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进入了更文明的新阶段。据了解，急需器官的人数与成功捐献的器官数量比例为30：1。
作为目前石家庄市唯一的专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翟璘从2014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此前，他2010年从部队转业，一直在石市红十字会工作。目前，全省的专职、兼职协调员只有20多人，全国只有几百人。
翟璘的工作主要有两大部分，登记和见证捐献。这两项工作，看似相关，却又并无关联。有捐献意愿的人，都可以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但也仅限于填写。真正实施捐献时，志愿者本人通常都已濒临死亡，捐献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其直系亲属的意愿。
一般情况下，当捐献者已没有了自主呼吸，到了靠呼吸机辅助呼吸时，经医学专家组进行严格判断，符合捐献条件的情况下，其直系亲属同意捐献器官，捐献者自然死亡、心跳停止5分钟后，可以实施捐献，以避免器官衰竭。手术完成后，医生会恢复捐献者的遗容遗貌，并向遗体默哀致敬，以示对捐献者最大的尊重。此时，协调员要向志愿者家属颁发荣誉证书。而在另一边，志愿者捐献的器官，正在被植入受捐者体内。国家卫生部有一套人体器官移植分配系统，要按照病情严重程度等进行极为复杂的评分、排队，再按照就近原则来确定受捐者。
红十字会是第三方监督机构，所以作为协调员，翟璘的工作除了宣传相关知识外，还包括对志愿者及其家属的身份进行认证，确定是否自愿捐献，见证获取器官和遗体复原过程等。“是否按照志愿者家属的要求摘取了相应的器官，整个过程是否合法合规，都是我需要见证的内容。”翟璘说，协调员要参加志愿者的现场默哀仪式，对捐献者家属进行人道缅怀等。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兼职协调员任贵军，与翟璘一起做了很多工作。
器官捐献自愿 协调员的工作不是劝捐
有几个大学生结伴来到石市红十字会，签署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死亡很遥远，他们只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谁料，第二天，其中一个大学生的父母，拿着孩子填写的表格找上门来，劈头质问翟璘：“孩子年纪轻轻为什么签这个？他是不是要轻生？你当时怎么不问问？孩子要是死了你负责吗……”
那是2014年，石家庄刚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面对这两位家长的质疑，翟璘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跟他们解释。签署捐赠器官志愿表会带来死亡是部分人对这项工作的误解。对此，翟璘并不觉得委屈，“石家庄这项工作开展时间不长，人们不了解甚至存在误解都是正常的。引导公民树立器官捐献的意识，本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
石家庄目前最小的器官捐献志愿者是个一岁零八个月的孩子。孩子患上了病毒性脑炎，只能依靠仪器维持生命。孩子的父母联系到石市红十字会，表达了捐献意愿。但是，孩子的奶奶不同意，并且情绪几近崩溃。儿子儿媳三十多岁才生下这个宝贝孙子，老人家视若珍宝。翟璘上门做工作，孩子奶奶连门都不让进，“我孙子还能治好，就算没了，也得留个全尸！”面对这种情况，翟璘只好先做通其他家人的工作，再由家人、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去劝说孩子的奶奶。
“我们曾被叫做‘劝捐员’，但我们不是劝捐。”翟璘说，器官捐献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天大的事，如果志愿者家属捐献意愿不强烈，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其观念。器官捐献是自愿的，虽然每个协调员都想尽力促成捐献，但也不能影响志愿者家庭的和睦。所以，如果直系亲属的捐献意愿比较强烈，只是有个别亲人不同意，协调员会帮忙做工作，但不是劝捐。
2014年底，有一个来自石家庄郊县的志愿者，因病深度昏迷，间断性使用呼吸机维持生命，被确定为潜在捐献者。2015年初，他病情恶化，被接到具有人体器官获取资质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经治疗后病情大为好转，回家过了春节。后来他的病情再度反复，医生第二次把他救活。2015年10月，他抢救无效逝世，实施了器官捐献。“有些人认为被确定为潜在捐献者就意味着放弃治疗，这也是误解。”翟璘说，能否实施器官捐献，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判定标准。
希望不再遭人冷眼
器官捐献意识能深入人心
今年4月29日，有位27岁的小伙子因交通事故受伤，只能靠仪器维持生命。他的父亲做通了自己老伴和儿媳妇的工作，决定捐献小伙子的器官。小伙子的孩子才一岁半，家人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寄托，等孩子长大后告诉他，爸爸是个伟大的人。
捐献现场，小伙子的亲人失声痛哭。这个时候，作为协调员，翟璘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必须拿捏到位。他要安慰好小伙子的亲人，才能进行下面的捐献程序。但怎么安慰就大有学问了。对于小伙子的父亲，他去聊老人一岁半的小孙子，让老人看到希望，平复情绪。对于小伙子的爱人，要鼓励她走出悲痛，担当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重担。
有些有捐献意愿的市民，因身体原因无法到石市红十字会填写登记表，翟璘就要上门服务。有一次，他帮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少年填表。少年因患病身体一直在不停地抖动，翟璘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耐心讲解。这一幕，让少年的母亲感动得落了泪。
翟璘打开电脑，向记者展示他留存的工作资料图片。他在办公室、志愿者家里或医院的病房，帮助志愿者填写登记表；他在手术室与医生一起，向志愿者遗体默哀致敬；他在医院走廊里，安慰满面泪痕的志愿者家属……
在成为人体器官协调员以前，翟璘出于兴趣考取了心理咨询师。没想到这一无心之举却为他从事协调员工作帮了大忙。“先不说要安慰悲恸欲绝的志愿者家属，给他们做工作，单是经常面对浑身插满管子、不久于人世的志愿者，全程见证器官获取手术过程，就需要强大的心理。”两年来，翟璘感受最深的，还是对志愿者和家人的尊重。因为在助人新生和传统观念的艰难抉择中，他们做出了让人敬佩的选择。
“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基于尊重和理解。什么时候这份工作不再遭人冷眼，就说明器官捐献意识深入人心了，更多的人将会获得新生。”
如果您有器官捐献意愿或想咨询相关问题，可以拨打以下电话：
83999016(市红十字会) 88603322(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