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租客讲述在京生活：来了一年一分钱都没攒下
群租房厨房一角，“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看到饭桌旁边的暖气管上有6只蟑螂，它们的旁边就是开口的红糖袋和大伙儿吃饭的碗。”一位租客说。本报记者杨杰摄
群租房内床位一角，厨房与床隔着一面玻璃。本报记者 杨杰摄
日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发布了《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4)No.2——流动时代下的安居》。这位年轻学者几年前曾因研究北京的“蚁族”而出名。这一次，他把目光对准青年住房问题。
在他所进行的“北京市青年住房状况调查”中，有52.1%的被调查者在北京租房。他们付出的平均月租金是1993.4元，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7.1%，略高于其自认为最多能够承受的比重(35.2%)。这意味着，对于租房居住的受访者而言，每月的房租负担已达到其所能承受的“极限”。重压之下，很多年轻人被迫选择了并不被政策允许的“群租”。
从北京地铁崇文门站的地下走向地面，需要经过42级台阶。过去一年里，彭慧一次又一次走过这42级台阶，经过并不复杂的左转右转，回到“家”中。
彭慧有29位室友，她们共同的“家”是一套约14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这套房间原来的结构，彭慧和她的室友们都没有见到过。她们来到这里时，房子已经被改造成4个卧室、1个小厅、1个厨房以及两个卫生间。4个卧室里分别住着10个人、8个人、6个人和6个人。
1992年出生的彭慧并不习惯把这间群租房称作“家”，她的家在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像这间房子里的其他人一样，彭慧尽管喜欢谈论北京，却从未真正属于过这座城市。
彭慧心大，遇事想得开。这样一位神经“大条”的女孩，在一个温暖得令人想瞌睡的下午，正蜷缩在一个容纳了10个人的房间的下铺，用笔记本电脑看《刑事侦缉档案》第四部，“古天乐在这里面特别酷！”彭慧笑嘻嘻地说，唯一让人心烦的是房间里的网速。由于10人共用一个网络，姑娘们经常连不上网。
即便性格开朗，彭慧与她们也甚少交谈。睡一觉再睁开眼，对面的床可能就换了新人，这些住在同一屋檐下、听得到彼此呼吸的女孩有时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她身后的故事。
10天前的彭慧还不能这样悠哉，那时的她还是一家地产中介的销售，在北京东二环、三环之间奔波。因为不会骑自行车，彭慧没有像其他中介人员那样穿着衬衫、打着领带，骑电动车呼啸而过。但相同的是没日没夜地辛苦奔波。
彭慧一天的工作是从早上8点50分开始。因为群租房内要排队洗漱，她通常会在早晨7点钟起床。卫生间的水龙头坏了，没有热水，整个房间出热水的水龙头只剩厨房一个。所以大家只能在洗菜池子上面洗漱，“最恶心的是池子经常堵，所以老是就着油花、面条、菜叶子洗脸……有段时间水池坏掉了，大家蹚着水洗个脸，然后再去浴室洗脚。”房间只有一面穿衣镜，宽度不到半米，每天早上姑娘们都得排队照镜子。
一番折腾，彭慧走出家门，走向崇文门地铁站，在拥挤的早高峰里看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打着哈欠、听着音乐或是一言不发地盯着车载电视里的广告。
彭慧到达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是刷帖子，“你们在58同城、赶集网、搜房网上面看到的房源信息都是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的。”之后，是晨会，上司开始布置一天的任务。
每天，彭慧都要打上两三百个电话，约客户、约业主、谈价格、看房子、回访……打仗似的一天在晚上10点30分结束。结束之前，通常会在9点开夕会，总结一天的工作，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就要继续加班干活儿。
彭慧没有周末的概念。公司让每周休1天，但这宝贵的一天并不完全属于彭慧，客户和业主仍然会不断打电话给她，她依然需要像工作日一样往外跑。“有的时候真累得挺不住了，我就把手机调成静音，假装没听到电话，晚上再给客户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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