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经济复苏难度大 不良资产总额将持续攀升

　　中国证券报：当前经济三期叠加，银行业风险频发、不良率攀升，如何看待未来一两年不良率趋势？未来的不良风险主要集中于哪些行业和领域？

　　张承惠：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我国商业银行面临资产质量恶化的压力。据银监会统计，到今年6月，商业银行不良率已经连续15个季度反弹，由0.94%上升至1.75%，关注类贷款也连续攀升至4.03%。两者相加，银行的风险贷款占比达到5.8%，风险贷款额为4.76万亿元。

　　目前市场上对银行业不良率的估算分歧很大。我认为，“不良+关注类贷款”应是近期比较可靠的潜在不良资产状况指标。另外，除了银行信贷以外，还需要考虑其他不良资产情况，包括影子银行（如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的不良资产、应收账款以及配置于企业债券领域的资产状况。无论用什么方法估算银行的不良率水平，近年来不良率攀升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尚未全面暴露。

　　从不良资产集中的情况来看，除了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以外，不良资产将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和特殊客户积聚性特征。在转型缓慢的老工业区（如东北三省）和过去几年依靠能源资源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在经济下行期遭遇较大困难的地区，都可能出现集中的信贷风险暴露。近几年在监管部门的督促下，各银行都加大了支持小微企业的力度。根据央行的统计，2016年6月末，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增速比上季末高1个百分点，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4.6个和8.2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0.7%，比去年同期高1.2个百分点。上半年小微企业贷款新增1.48万亿元，同比多增4954亿元，增量占同期企业新增款的36.3%，比去年同期水平高11个百分点。受到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小微企业所特有的相对高风险特征开始逐渐显现。从部分上市银行披露数据看，小微企业不良率已明显高于其他贷款平均水平。

　　未来一两年银行不良资产的态势可以分为存量和增量两个部分考虑。从存量上看，由于风险尚未充分暴露，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对小微企业的影响仍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尚未结束，加之一些传统优势产业面临进一步整合，未来一两年可能出现“捂不住”的情况，带来不良率继续攀升；从增量上看，由于近年来银行风险防范意识大大增强，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新增不良资产的增速得到了有效控制。

　　周礼耀：从目前看，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短期内我国经济回稳复苏的难度较大，因此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实际蕴含的不良资产总额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维持上升态势。

　　具体而言，一是小微企业仍将是信用风险高发区。小微企业规模小、经营波动大、抗风险能力弱。同时，小微企业之间往往通过联保互保形成复杂的担保链圈，在风险隔断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极易造成连锁反应，对单个企业风险形成放大效应，进一步加大了风险管理难度。二是大型企业集团潜在风险逐步显现。“去产能”工作将推动大型企业的风险暴露，将导致银行信用风险进一步增加。钢铁和煤炭行业已分别提出削减1.5亿和5亿吨产能的目标，未来产能过剩行业关停并转过程中金融企业债权出现损失或不可避免。三是部分房地产贷款可能面临风险。房地产开发商的信用状况分化趋势将更明显，三、四线城市前期开发量巨大，量价持续低位运行，去库存压力较大，集中在这些区域的中小开发商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资金回笼困难的局面。同时，近期20个城市集中调控楼市，可能造成“有价无市”形成的流动性风险，并造成银行新一轮不良贷款的出现。四是存量关注和逾期贷款将推动不良持续增长。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关注类贷款占比已经创近年来新高。如果未来关注和逾期贷款增速持续高于不良贷款增速，则银行的不良贷款也将继续维持上升趋势。

　　中国证券报：今年上半年，部分区域的不良率已经超过3%，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相关部门应如何着力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

　　张承惠：我认为，近一、两年中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很低。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体系在经过多年股份制改造和发展后，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金融调控部门也具备了较强的管理风险能力。只要不出现超预期的资产质量波动，银行仍有较强的能力抵御资产组合的潜在风险。2016年6月末，商业银行净利润8991亿元，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25291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净额111610亿元，净资产或所有者权益120823亿元。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测算，在极端情况下，当不良率提高至9.09%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尚能保持6.81%的最低标准。更何况中国银行[-0.29%  资金  研报]业还有很强的修复能力，近两年化解不良资产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在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方面，政府部门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一是建立风险缓释机制，摸清不良资产底数，加快不良资产核销速度。目前，银行核销不良资产方面还存在一些政策限制。例如，在现行核销的税前抵扣政策上存在不同政府部门规则冲突的问题，加大了银行核销不良资产的税务负担；再如核销贷款的认定过严、周期偏长等。为此，需要有关政府部门加强沟通和协调，在一定时期内简化核销审批手续，加大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二是调整不良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解除对社会资本批量处置不良资产，以及非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只能自行处置不得转让的约束，鼓励银行和社会资本加快推进处置不良资产。三是加快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利用市场机制化解现有风险。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配套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在现有分业监管的架构下，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监管协调也不够顺畅。为此，迫切需要加快相关法律体系和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对这一新兴市场进行规范和保护。同时，应在确保风险总体可控的条件下，进一步降低不良资产证券化参与主体的准入门槛，推动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四是在化解风险的特殊时期，国有资产所有人应降低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要求，给银行留出“休养生息”的空间。监管部门也应提高对不良资产的容忍度，避免出现因担心责任追究而掩盖不良资产、延迟不良资产处置的倾向。五是鼓励创新，积极探索通过债转股、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等多种市场化方式消化和盘活存量不良资产。

　　周礼耀：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整体可控。首先，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良资产风险暴露仍然是局部性的问题。金融行业整体资产质量状况与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相匹配，整体稳定可控。其次，金融体系的资本和拨备充足。截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175.96%，贷款拨备率3.07%，目前商业银行的拨备水平足以覆盖贷款组合的潜在损失。其三，我国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与国外大银行相比不高。在国际范围内比较，总资产排名全球前20强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在3.5%左右。其四，随着处置和化解不良贷款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以投行方式推动企业兼并、收购和重组，持续改善经营管理，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且有效地化解了金融风险。其五，国内有活跃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在四家中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基础上，全国试点设立了近30家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高了不良贷款交易效率和市场化定价水平。而且，重启不良贷款资产证券化，也实现信贷风险的有效分散和转移，降低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其六，2015年5月1日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实施，通过这种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隔离不良资产在金融机构之间的传染，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中国证券报：《指导意见》出台后，未来在有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过程中，应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张承惠：企业逃废债是本轮债转股工作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就出现了多起企业利用各种方式如资产转移、兼并改制等逃废银行债务的案例。未来各相关方在落实《指导意见》时，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政府不兜底损失的原则，实施债转股的对象完全由银行和企业自主选择，债权转让价格由市场主体自主定价，债转股的风险自担，这是避免企业逃废债、防范道德风险的基本前提。

　　在这个基础上，一是应加强政府资产登记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信用信息系统、公安部门、市场交易管理机构等相关主体的信息沟通工作；二是加大对逃废债企业责任人员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追究力度；三是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逃废债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往往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因此未来在落实和完善《指导意见》时，对地方政府的相关责任特别是损失分担方面应予以明确。

　　周礼耀：本轮债转股的经济与金融环境与上一轮政策性时期全然不同。总体来看，在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实施债转股，对实体企业“去杠杆”、化解银行不良资产、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将发挥积极作用，但不能过分夸大其功能。

　　要避免企业在债转股时恶意逃废债，就必须要实行市场化的债转股，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市场化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参与主体的市场化。不能像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时期，单独由主管部门确定转股企业名单。二是定价的市场化。既然需要转股的企业是面临经营困难的企业，其资产估值就要大打折扣，因此，债权银行对其债权规模也需要折价，再按照折价规模转股。不能像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时期那样全额等值转股，否则就只是信贷风险的转移，并不能实质性减轻企业负担。所以，这次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转股规模进行市场化定价，防范债权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四是事后管理的市场化。有些债务企业只想着转股可以减轻债务，却不想让债转股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这就容易滋生内部人控制，也让企业觉得债转股是免费的午餐，容易造成逆向激励，鼓励债务企业利用债转股逃废债。所以说，这次不能像上次政策性债转股时期，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转股后的大股东却没有经营管理权。债权人成为股东后，就应享有股东的权利，尤其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或决策权。

　　另一方面，市场化债转股成功的关键虽然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但也离不开政府的协调作用，尤其是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所掌握的信息优势，向市场提供转股企业资质的正面清单或负面清单，有效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其次，政府还需要出台配套的政策措施，如阶段性的税费优惠政策，帮助企业降成本，帮助企业妥善安置下岗职工等。

　　中国证券报：《指导意见》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多种类型实施机构参与开展市场化债转股。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将如何参与其中？

　　周礼耀：债转股只是不良资产处置的一种技术手段，需要通过参与治理、并购重组和追加投资等综合化的处置方式组合，才能使这些转股企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总结长城资产过去的债转股案例，较成功的债转股项目，多是以时间换空间，让短期负债成本高企、遇到暂时性困难，但长期发展前景仍存、行业发展优势明朗的“假死”企业，通过债权转股权、优质资产置换等方法渡过难关。

　　总结17年的经验，我们的原则是“救急”、“救优”、“救壳”。“救急”就是帮助高负债企业渡过短期债务难关。比如，2005年长城资产收购了信邦制药9850万元贷款。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资产重组，重组后，长城资产持有信邦制药31.64%的股权，完善了治理结构，改善了财务结构，使其获得快速发展。之后，长城资产担任副主承销商，推动其于2010年在深交所上市。“救壳”是对一些拥有壳资源但是无法盘活的企业进行债转股以达到腾笼换鸟目的。天一科技是A股上市公司，因连续亏损被*ST，面临退市风险。2006年，长城资产以1.8亿元债权通过置换获得天一科技43.8%的股权。之后，长城资产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重组，引入重组方景峰制药，将景峰制药整体置入天一科技，并募集9亿元资金用于景峰制药的扩产发展。由于重组和注资，景峰制药获得快速发展；原天一科技的泵类业务由于减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