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如何解读“自杀率陡降”之诡异？

    据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其中最大转变在于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专家对此称为诡异现象，“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的自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生命弥足可贵，自杀率陡降自然是好事一桩。此前，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也曾刊文披露，“近10年来，中国自杀率降低一半，达到世界最低水平之列”；再往前，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2011年的论文，“尽管全球自杀率在过去45年上升了60个百分点，但中国的自杀趋势却与之相反呈明显下降趋势。2009年全国自杀率为每10万人7.95人，这已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4/10万）。”中国自杀率走低，基本是确凿的事实。

    只是，这又是一个纠结的事实：一方面，中国人勤劳而压力大，是自古而然的事。早在1894年，在中国度过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就曾撰书了《中国人的脸谱》一书，“从早到晚善于劳作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特质”。及至2013年11月，《小康》杂志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当中开展这一调查，共2013人参与。彼时，中国人的最大年度感受就是“累”：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别累”，还有人“越来越累”……按理说，中国人的心理危机状况并不乐观。另一方面，正如专家所言，我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进行大规模宣传干预。“这种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设施等增加的基础上的。”这话说得不太客气，也是不争的事实。譬如在我们身边，确实很难找到大型专科精神病院以外的精神卫生服务机构。

    于是，陡降的自杀率只能从“意外”处寻找原因，譬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农村妇女，自杀率降低被认为和城市化推进密切相关。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最大一个原因是她们远离了以往在农村唾手可得的农药。”此外，进城打工也使她们离开了以往来自农村的家庭纠纷，比如就学、就医、饮食、家庭内部劳动分配、婚姻及财产继承。这样的分析，仔细咂摸一下，其实散发着某种不宜深究的悲情意味。因为，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的流行理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相互疏远和更高的自杀率。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城镇化反倒成了自杀率的克星？这个问题回答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农村妇女进城不是一个正常的安身立命的过程，而是因为户籍藩篱、房价门槛等，需要为底线下的权益与保障而拼尽全力——如此一来，再无闲情逸致去思考生死命题。

    一言蔽之，中国自杀率的降低，是以新市民权益与自由迟迟得不到保障为事实前提的。

    这尽管不是制度设计有意为之，却客观上缓和了公民心理危机走向极端化的进程。不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启动，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也必将走向正态与健康，那么，自杀率还会延续诡异的陡降之势吗？

    叔本华说，“当一个人对生存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选择自杀。”减少民众的生存恐惧，这不只是一个情感问题。遗憾的是，“当记者拨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8个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后发现，不少已经变成空号”。在老龄化与社会转型叠加的关键期，长远而制度化的自杀干预，也许不能盲目乐观于眼下略显诡异的自杀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