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治理“垃圾短信”更需尊重市场逻辑与用户权利

    令用户不胜其烦的广告信息有望得到根除。昨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工信部已起草了《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未经 用户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其发送商业短信息，这一规定也将成为治理垃圾短信现象的政策依据。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和短信息服务提供者，由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向社会公告。不仅仅是手机短信，包括微信、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体方式，都可以被纳入此管理的范围当中。（《京华时报》11月5日）

    垃圾短信，尽管饱受诟病，也屡遭治理，奈何，在多年的围剿打击之下，垃圾短信非但未被治愈，反而不断升级换代、华丽转身，甚至已悄然寄生于微信、微博等新型社交工具之中。这也难怪，尽管此番工信部再次向垃圾短信宣战，不仅将微信、微博纳入管理范畴，更祭出“最高可罚3万”的狠招，但对于不胜其烦的广告信息能否得到根除，网民的反应却相当谨慎。

    的确，这年头没被诈骗电话黏上，恐怕都要感谢人品了。收到垃圾短信这种人人中招，无一幸免的事儿，更是不值一提。垃圾短信的泛滥，并非治理偃旗息鼓的理由，从这一点上来看，并未因屡战屡败而放弃治理，当然值得点赞。只不过，与时俱进的将微信、微博纳入管理范畴，并祭出罚款狠招，是否算药对其症，恐怕还不宜过早乐观。相反，垃圾短信何以能有“小强”般的生命力，或许更应成为治理的切入点。

    事实上，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广告推销方式，垃圾短信的背后其实拖着一条利润可观的利益链，尽管垃圾短信并非没有成本，但每条短信其实都相当于广撒网抛出的“鱼饵”，即便上钩概率极低，回报率却仍然可观。于是，虽然垃圾短信饱受诟病，但其背后所寄生的利益链，却令其有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垃圾短信的治理，其实更应切断其背后的利益链，否则的话，就算对垃圾短信的罚则能够做到疏而不漏，只要最高3万的罚款，人家分分钟就能赚回来，恐怕仍将毫无胜算。

    可见，垃圾短信的本质既然是商业营销，其实不妨转换治理思路，开放短信营销平台，同时明确其中的规则。例如，国外便有用户收商业短信送话费的短信营销模式，只要用户知情同意短信营销方也愿意承担营销成本，这一两厢情愿的正当模式不妨让其浮出水面。而一旦违反上述规则，不经用户同意便发送垃圾短信，则将面临高额的罚款，而罚款的额度必须要高于垃圾短信的营销获利。在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通过引入合理商业模式疏导短信营销的合理诉求，垃圾短信的治理才算是尊重了市场逻辑。

    此外，相比国内更多将垃圾短信的治理权完全授予相关监管部门，而用户往往不是投诉无门，便是投诉之后便杳无音讯。国外针对垃圾短信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共性，却是将甄别垃圾短信的权力交还给用户，即何为垃圾短信，由用户说了算，只要是违反用户意愿，并被举报就可以认定垃圾短信，并启动相应的处罚与追责程序。监管部门的角色与责任则是通过有效执法维护用户权益，确保相关的侵权行为受到追究并对权益受损的用户给予赔偿。

    一言以蔽之，垃圾短信的治理，其实不应继续走扩张权力的老路，唯有尊重市场逻辑的合理疏导，保障用户权利而形成的有效制约，才是治理垃圾短信的正解与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