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还是不生：河北“单独二孩”慢热的背后故事
无论生一个还是生两个，孩子无疑已成为现代家庭生活的重心。(资料片)赵永辉摄
自2014年5月30日河北省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以来，截至2014年12月底，河北省共有34880人申请，34728人获批，数据远低于政策实施前预测水平。与河北省情况一致的是，全国也并未出现预测的生育潜能大释放和生育堆积现象。
没有出现预计的生育“井喷”，是否意味着“单独二孩”政策的遇冷？
政策放开后，摆在政策内小家庭面前的，究竟有哪些具体而现实的纠结与权衡？
在生育意愿的天平上，在生与不生的摇摆游移中，最终左右不同家庭决策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
随着光阴的流逝，生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第一代政策性独生子女已经步入中年，大范围“独生子女化”的80后甚至90后也已经开始谈婚论嫁、生儿育女，由于“独生”，他们的个人成长、生活经历有什么样的特点，对待自己生育问题时又有哪些独特的感悟和选择？
带着这样一些问题，记者走进一些“单独二孩”政策内人群的现实生活，试图通过一系列面对面的采访，探究“单独二孩”“慢热”背后的故事——毕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急速改变，生孩子已不再是饭桌上添双筷子那么简单，而是一件影响家庭结构的大事。
两本经济账
母亲总宽慰汪敏“没事，生出来就能拉扯大”，但汪敏却不同意，“拉扯大是一回事，可生活质量是另一回事啊”
生，还是不生？这似乎还真是个问题。
——关于三口之家要不要再添二宝这个问题，在汪敏的脑子里已经“像车轱辘一样”，反复转过无数遍了。
想当初，“冷不丁”听到“单独二孩”政策要出台，汪敏——河北省内某事业单位一位38岁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是一笑置之，但如今每当看到单位公示板上又贴出政策内“单独二孩”的申请，小区里的适龄妈妈们“哗啦啦又一次挺起了大肚子”，尤其是听说女儿年已四旬的班主任突然休假是因为要安胎时，作为第一代政策性独生子女的汪敏无法保持淡定了。
套用电影《大话西游》里的经典台词，她这样“注释”自己的顾虑：“就怕过三年五载、等年纪真大了之后，再想我当时怎么不再要一个呀，也许会有点儿遗憾，毕竟，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与汪敏不一样，关于生“二孩”，同为第一代政策性独生子女的王琳，属于一考虑经济压力就直接打消念头的那类人。
“添一个孩子，可能就得添一套房、添一辆车，想想这些哪还敢生？”王琳和汪敏同岁，但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十多年前就从石家庄某棉纺织厂下岗了。如今，自学会计的她在一个私营小公司的财务科帮忙，月收入两千多元。丈夫在某通信公司下属单位工作，月收入平均五千多元。
每月夫妻俩总收入近八千元，看似不低，但算算具体的经济账，习惯精打细算的王琳并不觉得宽裕。王琳的儿子已经15岁了，眼下家里虽然不用还房贷，但因为儿子高中离家较远，王琳一家便在学校旁边租房子，每月房租要1500元；自家的房子则是顶层，夏热冬冷，近年来夫妻俩一直琢磨着换套楼层低点、面积大点的房子，“可掂掂家底，满打满算，也总得再添20多万才能拿得下来。”而王琳家现在还没汽车，一想以后还要预备给儿子买房子、结婚的开销，王琳就直摇头。
王琳丈夫老家在山东农村，“老公今年44岁了，工作压力挺大。所以有时候，我真担心，你说万一他出点什么事，我们娘俩怎么办——就更别提是娘仨的话了。”
与王琳的经济压力不同，汪敏最纠结的是真要生了“二孩”没人看。
汪敏的女儿悠悠今年8岁，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最需要人手时，也正是当时30岁出头的她频繁出差、加班的高峰期，悠悠只有5个月大时便被迫断了奶。在部队工作的老公因为工作忙“基本指望不上”，照顾孩子一直遵循的是“保姆看孩子，姥姥姥爷看保姆”的模式。
“有一回保姆走了，偏偏又赶上我要出差。原计划走七天，谁知到了外地事儿多，十几天回不来。”令汪敏印象深刻的是，等她风尘仆仆地终于回到家里，一开门，看到的父母“不但已经明显面黄肌瘦，一位还正在吃速效救心丸”。而额头上青了一大块儿的悠悠，正在一边哇哇大哭。
如今，终于能闲下来逛逛街、喝个咖啡的汪敏不停感慨，“那时候每天真跟打仗似的。”
但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不论是母亲还是婆婆，每次见面时，撺掇她再生一个，便成为躲不开的聊天主题。
“从小我就生怕你出什么事，再生一个不管是男是女，好歹你心里不那么慌。”1978年，当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身为公职人员的母亲成为落实这项政策的带头者，率先领了“光荣证”。如今对着独生女，母亲却吐露了这样的心声。
其实汪敏也很动心，但她顾忌的是双方老人都已七十岁上下，再生“二孩”的话，“老人恐怕连保姆都看不了了”。而保姆的市场行情，她也早已打听过：“现在请个保姆一般最少月薪也得3000多元。”另外，作为高龄产妇，汪敏知道自己到时很可能没有母乳，孩子一旦喝奶粉，花费无疑更高。
汪敏夫妇二人均属工薪阶层，虽然收入“还算可以”，但女儿“养得比较娇”——上私立小学每年仅学费就两万多元，课外班从悠悠三岁上起，“各种课程几乎上了一圈”，直到这两年才将兴趣固定下来。所以，一直以来，汪敏都觉得自己“经济上只是刚刚好，真想不出再生一个该怎么养”。
对此，母亲总宽慰汪敏：“没事，有骨头不愁肉，好歹也就累三年，生出来就能拉扯大。”但每每不免惹来女儿的不同意见：“拉扯大是一回事，可生活质量是另一回事啊。”
转了个圈，汪敏的纠结和王琳的决断殊途同归——经济负担与生活质量间的矛盾。对此，她们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代人，表示多少有些难以理解。
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吕红平表示，30多年前，对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孩子只要能够长大就好，至于孩子怎样长大、怎么生存，并非生孩子时就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如今随着家庭代际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养育质量成为生育决定的重要权衡因素。
“这个时代出生的孩子，要求优质地长大。”像汪敏这类城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国企员工等等，作为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群体，原本被认为是“单独二孩”政策放开最直接的受益者，然而，偏偏又是他们这个群体，对育儿质量和生活品质尤为关注和在意。
在有五六个兄弟姐妹的汪敏母亲那一代人看来，生孩子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家庭重心由纵向的父子关系向横向的夫妻关系倾斜，婚姻的生育目的逐渐降低，生育演变为一项选择性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与女性的职业规划无形联系在了一起。
如今，汪敏的工作正滑向稳定的平台期，她坦言：“干好本职工作就行，我在事业上没有太大的野心，也不想再给自己更多的压力。”可与更倾向于从家庭美满中获得满足感的汪敏不同，作为一名中层领导，在工作中已经独当一面的同龄独生子女何英在面临“单独二孩”选择时，掂量的又是另外一些因素。
为什么上小学的儿子“整天才考七八十分还不错不错的？”从小要强的何英百思不得其解。想来想去，何英觉得还是与自己工作忙有关系——儿子从小是老人带大的，“隔辈亲嘛，老人在很多方面对孩子的要求往往不会像父母那么高。就算学习成绩不理想，爷爷也要竖着大拇指宽宽孩子的心：‘没事，考成这样就不错了。’”何英说，如果真再要一个孩子，最好还是自己带，“可你看我现在，哪还有那个心劲儿和时间？”
两本亲情账
也许正是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在与老公的相处中，原本在刘青看来“很自然的东西”，却在两人身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反差
再生个孩子的决定，刘青做得比较干脆。
不过目前，39岁的她依然“没动静”。感慨着岁数不饶人，刘青已抓紧了身体锻炼和饮食调节，铆足劲儿要再孕成功。
促使她下定决心的，是婚后家庭生活里的很多细节。“可能我更在乎的，是有一个更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更自然的家庭状态。”
“从小，我的学习圈、游戏圈里就没有大人，甚至很多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与独生子老公不同，作为家里的老三，刘青是跟着哥哥、姐姐、堂哥、堂姐们玩大的。也许正是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在与老公的相处中，原本在刘青看来“很自然的东西”，却在两人身上呈现出了很大的反差。
“刚结婚那会儿，我们俩都不会做饭，但我起码从小跟着哥姐在厨房鼓捣过，他却好像连见都没见过一样一窍不通，真是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刘青至今记得两口子刚开始柴米油盐过日子时，原本机灵体贴的老公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的各种笨拙和木讷。
“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家务活儿有限，很多时候，让孩子学习干一件事，往往远不如自己来省事儿——可有些意识从小不培养，长大了再捡起来就难了。”日久天长，刘青发现公婆对老公并没有特别娇惯，只是因为年幼时缺乏参与机会，老公在做家务方面能力和意识很差，“家务还只是最基本的一面。独生子女接人待物时常常显得‘独’，这还真不一定是主观上娇纵出来的，而是他们从小在日常生活里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作怪。”
而粗放型的成长经历使刘青特别不能适应公婆面对第三代俊俊时的“诚惶诚恐”：每次夫妻俩教育儿子，公婆马上会站出来袒护：“咱就这一个孩子，出点儿啥事大人还活不活了？”
“我觉得多一个孩子，家长能多份平常心，也能让孩子有颗平常心。”“单独二孩”政策公布后，姐姐第一时间给刘青打来电话，鼓励妹妹再生，这令刘青不由想起处在青春期的外甥女对姐姐说“打我吧打我吧，反正你就我一个孩子”时，姐姐无奈的表情。“在独生子女的教育中，我们总是强调要让孩子学会感恩、学会分享、学会协作甚至是学会妥协，其实，有时候，这些能说出来的东西反倒是次要的，那些说不出来的、感情上的东西才更重要。”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后，独生子女俨然已经以压倒性数量成为社会常态，而“单独二孩”政策的出现又要不可避免地扭转一些本已固化的认知和习惯。
女儿的反对是汪敏纠结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爸爸妈妈的爱都是我的，一滴都不能给别人。”当汪敏初次就“二孩”问题试探悠悠时，女儿断然拒绝。其后，汪敏尝试过许多办法。每次看女儿和家里养的小狗玩得不亦乐乎时，她就趁机循循善诱：“弟弟妹妹比小狗还好玩，他们跟你能有更多交流啊。”没想到，女儿连头也不抬：“我有狗狗就够了。”
“孩子之间也在互动。”悠悠有同学父母符合双独政策生了“二孩”，家里人手不够，便让大孩子住校了。班上另一个同学便“举例说法”：“千万不要让你们的妈妈再生弟弟妹妹——生完了，你们就是这种下场！”
其实对于再生的想法，汪敏隐隐也会对悠悠有些抱歉，“不管你如何做到趁老二不懂事时‘宠大不宠小’，但毕竟时间上没法保证了。”可预见到的是，一旦再生，每个周末带悠悠去商场、看电影、滑雪以及一年两次的旅游势必要在一段时间内进入蛰伏期。“更别说，老二还得在家成天哭，制造噪音呢。”
不过，汪敏相信度过敏感期后，悠悠还是会接受和喜欢弟弟妹妹的。毕竟，她是目前家里同辈中唯一的一个孩子，还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人际关系。”最近，汪敏总会时不时引导女儿，碰到悠悠的姑姑给悠悠爸打电话，便对孩子说：“你看，还是有个兄弟姐妹好吧，你姑姑也成家立业了，可她有些心事不一定能跟你爷爷奶奶和你姑父说，却能跟你爸说说。”
两本压力账
养儿育女，养老送终，“是这头眼下省点劲，还是那头未来添把手？”家庭两端的生活压力让刚刚开始独立面对实际生活的陈宇犹豫难决
最近，31岁的80后独生子陈宇和爱人之间的争吵突然多了起来。已经过了新婚磨合期的小两口，争执的焦点竟然集中在了要不要“二孩”上。
“看病、上学、升学……对男人来说，每次办事都是个特别大的考验，不顺利时会有很大的挫败感。”虽然孩子只有两岁零三个月，但对陈宇来说，这种特殊而现实的生活压力已经让他不堪重负。
几个月前，当染上肺炎的儿子终于躺到了某市儿童医院住院处的病床上时，护士的一句话——“多亏你们找人了”——让陈宇无限感慨。当时正是流感高发期，儿童医院一床难求。“孩子高烧几天不退，当爹当妈的抱着孩子眼巴巴地在医院里输不上液、住不了院，你说急不急？”打了若干通电话托了一圈人之后，陈宇总算被领进了一间观察室，抱着孩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又通宵达旦地排队等了一天半，才给儿子排上了床位。
“不找人一方面觉得对不起孩子，另一方面也让人觉得这家的男人没本事。”虽然儿子还有一年多才上幼儿园，但陈宇早已托关系找好了一家“条件好、花钱少”的公立幼儿园：“幼儿园招生名额少，不提前找关系行吗？”
平心静气时，陈宇并非不能理解妻子的良好初衷：再生一个，不论对孩子性格培养，还是以后自己的养老，都有帮助。养儿育女，养老送终，“是这头眼下省点劲，还是那头未来添把手？”家庭两端的现实压力让刚刚开始独立面对实际生活的陈宇犹豫难决。“但一个孩子就要承受这么多，第二个孩子目前我真没勇气要了。”陈宇觉得，一个孩子已能使他的人生变得完整，并带来了足够的乐趣。
“况且我们还是个男孩。”身为家中独子，陈宇并不掩饰孩子性别带来的微妙差异感，“倒不是我重男轻女，不过已经有个男孩，心里的想法就没那么多了。”多年来，性别观念虽已大大改观，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有些独生子女家庭在讨论再生时，出发点居然就是让“二孩”随母姓。
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种种社会压力盘根错节又具体入微地投射在小家庭的生育决策中。在吕红平看来，陈宇遭遇的虽然看似只是个体家庭添丁加口的成本困境，却在更深的层面体现和衡量着国家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事实上，直到2013年父亲因心脑血管问题晕倒住院之前，作为独生子女的汪敏还从来没有觉得没有兄弟姐妹的自己“如此势单力薄”过。
父亲出抢救室的第一个晚上，医生嘱咐不能离人，汪敏守着身上插着管子的父亲，在板凳上整整坐了一夜，“片刻没敢闭眼”。连续陪了三天床之后，她出现了重感冒的症状。“当时就想，要有个兄弟姐妹替换该多好。”
经历了那一次独守病榻的孤立无援后，汪敏开始庆幸，幸亏老公不是独生子，不然双方父母中有一个需要长期照料，或者两个老人同时出现问题，“就真乱套了。”
同为最早的一批政策性独生子女，因为婆婆的胳膊不慎摔伤，石燕的生活就刚刚陷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
石燕两口子都是独生子女，自从公公去世后，石燕的婆婆便随他们生活，本来，老公在外地工作，只能周末回家，平时有婆婆搭把手——在石燕给女儿辅导功课时做做饭，下午帮忙接孩子——工作挺紧张的石燕真能省事儿不少。
“但老人这一出事，工作和生活、老人和孩子、一家老小吃饭、养病、做功课顿时全都冲突到一块了。碰上这种情况，我是真不知该庆幸自己还没来得及生‘二孩’，还是该遗憾我们两口子都没个兄弟姐妹帮衬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石燕下定决心要“认真考虑一下‘二孩’的问题”：“老辈人说养儿防老侧重的是经济上的赡养，我现在考虑得更多的则是人手问题——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配套体系却还没有现实所需要的那么健全。”(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记者周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