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第一动力”在哪里？
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期一篇文章说，“随着中国心甘情愿地采取全面的深度改革措施，来构建一个增长稍缓但质优的繁荣社会，为了中国的未来和潜力，急需进行模式转换”。
世界经济在换挡变速，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更换“发动机”。传统的要素驱动渐至终点，新的动力源亟待重构。
十八大以来，一盘创新驱动发展的棋局正在加快落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
谋：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
放眼国内，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传统发展动力减弱。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每１元的投资，新增加的ＧＤＰ已降至０．１３元，投资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
环顾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新一轮赛跑。德国提出“工业４．０”，美国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速度优势缩小，中国经济在后劲和质量上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当前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是在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的情况下，通过科技创新，在被发达国家把持的高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上海市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周振华说。
时间回溯到一年前。去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今年３月的全国两会上，习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
科技创新的春天正在到来，而这种春天的感觉似曾相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中国经历十年浩劫之后，首次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于饱受打击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科学事业而言，人们说，科学的春天来了。
此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瞄准世界高新技术前沿的“８６３计划”批准、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确立“科教兴国”国家战略……３０多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有力支撑着经济社会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又面临新课题。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依靠要素驱动和资源消耗支撑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不容错失。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立说，要以突破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为主要目标，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
破：从管制、税制、体制到法制，全方位破除创新障碍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许多障碍需要清除。
——“管制”关。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制约了创新创业的发展需要。传统的政府管理，都是按产业目录来实施的。在“互联网＋”时代，跨界融合非常普遍，产业边界日益模糊，按目录管理已不能适应创新规律。
天使投资人查立说，按照目前的工商管理规定，企业股权变更时，需要全体股东同时到场笔录和录像。初创企业的股权变更非常频繁，互联网企业的股东更是包括多名海外投资人，很难按要求同时到场办理手续。
——“税制”关。企业本应是创新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存在创新动力不足、活力不够的短板。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表示，在新兴产业方面，国内企业对研发创新的投入与国际先进水平有明显差距。比如工业机器人的专利申请，日本是２１９７４项，中国是５９１７项。生物医药的专利申请，美国是５２１１５项，中国是７０１７项。
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有多方面，税制是其中重要原因。目前，国内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１５０％）的比例不高，研发投入的界定范围也比较窄。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高达４００％，法国则将日常管理费、行政费用也纳入合格研发费用。
——“体制”关。由于体制机制的障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不通、不畅问题突出，科研经费变成论文、报告容易，而研究成果变成可以生“钱”的产品很难。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部属院校科技成果的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没有下放，华东某高校一项生化技术研究成果，按有关规定，经第三方评估为１０００万元，但拟合作的企业只愿意接受６００万元。若降价成交，须报有关部门批准，而重新报批需要时间，导致该项成果转化搁浅。
——“法制”关。一方面，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不够完善。我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还在修订中，而美国的《拜杜法案》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出台，其中规定对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允许高校、研究机构拥有专利申请权和使用权。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的执法保护不足，仍存在诉讼举证难、权利人维权较难的问题。
立：从人才、资金到环境，树立创新型城市大格局
不破不立。在全方位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同时，国内不少地方尝试从人才、资金和环境等方面入手，树立创新型城市大格局。
２６日晚间，上海市发布２２条意见，提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跻身全球重要的创新城市行列”。在此之前，北京提出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深圳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一股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浪潮正在兴起。
在各地出台的政策中，集聚和激励人才是摆在第一位的。户籍是集聚人才的第一道关。“北上广深”，是公认落户门槛最高的城市。为此，北京对中关村重点企业如百度、网易等，实行户口定额指标。上海提出，对获得一定规模风险投资的创业人才及其核心团队，予以直接入户引进，弱化传统人才评审中的学历、职称等指标。
在激励人才方面，各地更是实招迭出。武汉推出“汉十条”，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所得净收益，７０％以上归科研团队。北京提出，实行科技成果入股、股票期权、分红激励等办法，增强对关键岗位、核心骨干的激励。
过去，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分散在科技、经信、国资等多个部门，存在企业多头申报、重复立项的情况。今年４月，国务院印发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的管理改革方案，力图打破“九龙治水”、条块分割的格局，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更加高效地配置科技资源。
“让资本为智力打工。”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说，目前北京地区活跃的创业投资机构超６００家。２０１４年涉及投资金额４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６％。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根本目标是想塑造一种“尊重创业、崇尚创新”的环境氛围，带动整个国家经济转型。
今年初，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数千万元投资创新孵化器——３Ｗ咖啡，引来社会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常兆华建议，在部分国有孵化器开展混合所有制试点，支持民间资金和海外资本投资创新孵化器。鼓励对存量商务楼宇、老工业园区进行改造，向社会力量开放，合力打造更多的创新创业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