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密集布局 企业降成本可期
近日，被外界视为降成本“国八条”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正式印发，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八个方面推出三十项措施帮助企业降成本。《方案》提出，要用3年左右时间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国家发改委也于日前表示，为进一步做好涉企收费政策落实工作，切实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将在全国部署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开展对涉企收费政策落实情况的督查工作。督查重点将围绕相关领域收费的部署规范、收费目录清单落实和执行情况、已出台的涉企收费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以及企业和社会反映强烈的违规收费问题等四大方面内容来进行。
现阶段，成本上升已经成为横亘于实体经济发展积极性释放的重要阻碍，无论是民间投资的持续降低，还是客观存在的驱动企业成本上升的现实因素，都印证着一个基本逻辑：成本的不断抬升势必削弱企业盈利能力，继而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此，舆论虽然乐于对《方案》乃至有关涉企收费督查抱以期待，但也普遍认为，最终检验降成本措施是否发挥成效的唯一标准，在于企业在市场运行中是否能够切实感受到成本下降。而可供参考的量化标准在于，投资总量尤其是民间投资的相关经济指标能否实现快增。
布局降成本势在必行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6年中国经济时决定指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即俗称“三去一降一补”。会议制定了相关帮助企业降成本的政策“组合拳”，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电力价格、降低物流成本等六大举措一经发布便引来外界积极评价，认为这可算是决策层认可企业成本高企的基本事实，并决心砍掉多余成本，以提升实体经济企业竞争力。
实际上，对于激发实体经济企业的活力而言，唯有真正减轻其成本拖累，才能促使其在盈利前提下有活力、有意愿地寻求更长远的发展。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企业成本一路高涨，企业用工、用地、用能、物流、融资、税费等显性成本都是企业眼里的成本“眼中钉”，可谓“不拔不快”。除此之外，源于政府“乱伸手”等因素导致的隐性成本也被置于重要位置，也是近年来简政放权改革的重要阵地。
在数据表现上，投资的下滑以及企业盈利向好的表现似乎呈现一定反差，也客观揭示了降成本任务的艰巨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8360亿元，同比增长9．0％，相较于一季度10．7％的增速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继一季度创下同比5．7％低增速之后，在二季度继续走低下探，仅实现2．8％的同比增速，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1．5％。其中，占比超六成的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引来担忧不断，也许这正是《方案》乃至有关督查及时进场的直接原因之一。
相较于投资的大幅下滑，企业降成本成果的取得则显得杯水车薪。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及成本均有所下降。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8％，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0．22元。1—7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为85．83元。
值得说明的是，自2012年以来，这一成本指标就一直维持在85元左右高位。不难发现，虽然历经三年时间，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仍处于这一区间，但至少说明成本未出现明显上涨，只不过，降成本的任务依然艰巨，且对于仍处于“三期叠加”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而言，尽快通过降低企业负担，激发企业主观活力，提升盈利能力，培育和提升竞争力优势，继而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不断释放创新动力形成正向促进而言，显得越发迫切。
降成本须政府、市场双推进
在目标任务的要求上，《方案》提出，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显然，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势必需要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而实际上，《方案》对此明确的八点具体措施，正是对定调2016年经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明确的六大举措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根据《方案》，一是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纳入包括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等必要举措；二是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出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妥推进民营银行设立、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等具体措施；三是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强调深化“放管服”、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等；四是合理降低企业人工成本，明确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等；五是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从电力体制改革和完善土地供应制度着手等；六是较大幅度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七是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率，提出加强资金清欠，化解企业债务链风险；八是鼓励引导企业内部挖潜，提出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降低成本、鼓励企业加强目标成本管理等。
在相关专家看来，《方案》明确的一系列具体举措实现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就是有意继续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求，但同时需要明确的是，不能简单依靠政策刺激解决企业成本高企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要对企业家预期形成有效引导，营造更为公平、健康的营商环境。
降成本是供给侧改革核心内容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一系列减税、降费等具体措施实现降成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除了依靠具体的减税、降费措施，类似于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降低负债率、简政放权改革等一系列举措都可以为当前面对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的企业，确保拥有合理的利润空间。
王晋斌认为，不同于以往一味地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GDP高速增长，现在的增长模式处于交互期，传统的经济亮点继续保持，新的经济动能也在发力。他认为，我们的政策空间仍然巨大，围绕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求，包括降成本在内的具体任务部署，实践降低供给成本的政策安排，势必能够逐步积累政策红利并带来成效。
而对于当前民间投资大幅度下滑的现象，王晋斌认为，之所以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其间既有对未来经济预期不足的影响，也有当前客观原因以及一系列制度性约束和阻碍形成的屏障因素。比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生产率提升速度不够快等，加上民间资本禁止进入的领域逐渐放开但仍不够；另外制度原因，比如简政放权虽然推进，但事实是民间资本在地方的办事效率还有待提高；再有，我国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分离程度十分明显。
“出于不同部门间的收益率差距巨大的原因，导致资金更多停留在金融部门空转以赚取高利润，而并不愿意流向收益率较低的实体经济，比如工业部门之中。”王晋斌说，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结果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拿出多少资金定点支持实体经济，都难以取得好的成效。因此，对于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而言，必须确保实体经济有钱可赚，即解决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衔接问题。
具体而言，王晋斌进一步解释称，要确保一、二、三产业都有平均的收益率，现在，第二产业工业企业的利润压缩得很厉害，在劳工和技术成本上升的同时，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甚至无利润可赚，“因此，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减税、降低负债率等具体措施，确保企业保有应有利润。”王晋斌说。
不难发现，按照这样的逻辑：成本的不断抬升势必削弱企业盈利能力，继而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为了避免企业成本进一步抬升，明确采取《方案》所列具体措施确显必要，而至于成效几何？借助未来民间投资经济指标的变化自然能获得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