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戒毒往事:张学良为戒鸦片打吗啡

31.08.2014  17:01

    项美丽决心戒毒。或者说,《纽约客》驻华记者Emily Hahn决心戒除自己的鸦片瘾。

    上世纪30年代,项美丽做了不少出格的事情。这个美国人离家出走跑到大洋彼岸的上海,养了一对猴子当宠物,住在市中心的红灯区旁边,与一位中国的有妇之夫恋爱。

    如果翻一翻民国旧事,我们能在当时的上海找到一大摞沾染上“阿芙蓉癖”的名人档案。譬如张爱玲的父亲与继母——这两位可是李鸿章的外孙和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或是沪上名媛陆小曼……以及项美丽的情人、翻译家、“新月派”诗人邵洵美。

    可能是在他俩第一次见面时,这个英俊的中国人就引导爱冒险的美国女人试抽了一管鸦片烟。他还根据“Emily Hahn”的谐音帮她取了“项美丽”这个中文名。邵洵美的原配妻子后来回忆说,在大家庭中,鸦片与纳妾同被视为“风流而不下流”的雅好。

    可是,当项美丽落笔描写“愉悦”又“美妙”的童年梦想“吸鸦片”时,她已经决定了要戒除大烟瘾。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在80年前。

    就在项美丽戒毒的数年前,身在东北的“少帅”张学良也尝试过戒除烟瘾。不幸的是,医官给他推荐的戒毒剂是吗啡。

    如今,人们都知道吗啡、海洛因是比鸦片毒性更大、更易成瘾的药物。很难想象,当它们初面世时,肩负的任务却是“戒大烟”。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从鸦片中分离纯化出吗啡,而之后很多年里,医学界对其毒性都莫衷一是。1874年《申报》的广告栏里,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多箱,其药纯正而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速捷。

    到了清末,海洛因也开始出现在国内各地西药房,供人直接口服,几乎包治百病,当时它的最大生产国是德国,而直到上世纪20年代初,德国药品当局还没听说过“海洛因上瘾”这回事。

    可想而知张少帅这次戒大烟的结果:他对吗啡形成了药物依赖。

    这种药物依赖应该不轻,齐邦媛曾回忆,父亲齐世英见到的张学良“身上打吗啡都没有洞了,没有地方下针了”。

    而在项美丽的世界里,“烟瘾”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邵洵美觉得“抽鸦片可以治哮喘”,还劝项美丽“像我们这样有许多事要做的人,不是那种会上瘾的人”。

    她沉浸在与爱人吸云吐雾的世界里。他们共同把沈从文的《边城》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为英文。因为邵洵美,她与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交往,也深入到了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中。她写出了一篇篇颇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故事。西方的书评家评论项美丽“不像其他一些作者,只是坐在黄包车里往上海花园桥走了一遭,就说他们了解了中国”。

    然而,项美丽并不能永远躲在上海租界的繁华温柔乡中。作为记者,当一个去重庆采访的机会放在面前时,她必须认真地考虑自己的烟瘾问题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新颁布了法案,吸鸦片有可能被枪毙。

    项美丽很清楚,自己已经对鸦片上瘾。

    1933年,没守住热河的张学良辞职下野。他的第一站行程,就是住进上海一家德国医院,开始尝试再一次戒毒。很多年后回忆这件事,他还笑着回忆自己副官对大夫说的话——颇像如今清宫剧里皇帝对太医的万能嘱咐:“他要是死掉了,你可活不了了”。

    少帅这次戒毒所遭受的痛苦可能不亚于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外国医生没再为他提供特效药。一种说法是,张学良被绑在床上,无论如何呼喊挣扎都不能再接触吗啡。而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没法细细说那个过程,总之,“昏迷了一个礼拜差不多”。

    项美丽也选择了一家德国医院,她的医生选择了“催眠疗法”。

    这在当时也是够新奇的。项美丽在医生的指挥下吃了一种药片,一觉睡到下午5点,据说在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直都在说话,当然,当事人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醒来后,她就不想吸鸦片了。

    接下来她在医院里待了一段日子,历经各种痛哭流涕和不舒服,与世隔绝。没有鸦片,也不能见朋友,尤其是邵洵美。

    当医生终于允许他们见面时,项美丽第一次注意到,与她相恋近5年的中国情人“眼神黯淡,牙齿也脏兮兮的”。

    是否真的是“催眠疗法”起了戒毒神效呢?又或者,天性顽强的项美丽在忍受戒断鸦片的痛苦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迈向人生新的台阶了。当离开上海时,她已多年没有回美国,除了一系列发表在《纽约客》上关于“潘先生”(邵洵美为原型)的稿子,她手里还攒着一部找不到出版商的书稿,描述了一个白人女孩与中国有妇之夫无果的爱情。

    远赴重庆3年后,她交出了一部真正奠定自己在文坛地位的作品:《宋氏三姐妹》。

    她再也没有回过邵洵美所在的城市。

    鸦片瘾已经远去,项美丽的上海故事也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