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情结”

 □　徐远英

2012年12月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家酒店内，当我与苦苦找寻40多年的朋友石小红相拥时，在座的朋友们纷纷举杯为我们祝贺。我们互相凝视着，从分手时的年轻小姑娘到相见时都已年过半百，我激动地说：“终于找到你了……”

1969年6月，18岁的我和几个所谓走资派的子女从河北省保定市（当时河北省的省会在保定）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艰苦的环境、单调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没有动摇过我们“战天斗地”的决心，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冬和夏天的蚊虫叮咬，我们咬牙挺了过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冬天戴着皮帽子，穿着棉衣棉裤睡觉的情景。更忘不了每当劳动休息间隙，我们躺在沙漠上，望着家乡的方向，思念着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毕竟我们都是一群不到二十岁的孩子。

1970年的一天，我们连队附近突然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这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穿戴和当地的牧民不一样，而我们兵团的服装全都是统一配发的。经了解，他们是杭锦旗104干校的人来这儿劳动改造的，就住在我们连队旁边。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年人，但有一位小姑娘格外引人注意，她年轻、漂亮，长得还特别白，为什么小小年纪也在干校里劳动改造？她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对她格外关注，而她也经常和我对望。终于有一天收工后，我们相遇了，我主动和她打招呼，得知她叫石小红，与我同龄，内蒙古艺校毕业。通过进一步的接触，她敞开心扉，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她是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外孙女，父母均被关押批斗（父亲石光华是哲里木盟第一书记，母亲云曙碧是第二书记）。她小小年纪就在学校被批斗，脖子上还挂上了“乌兰夫的孝子贤孙”的大牌子。从内蒙古艺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伊盟杭锦旗104干校劳动改造，和家人也失去了联系。我本以为自己就够惨了，来内蒙古前，父亲被关押，母亲在干校，临走也未能见上一面，但起码本人并未挂牌子挨批斗。共同的遭遇使我们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互相关心，互相鼓励。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干校的伙食比我们连队的好，但凡伙食改善，她都要给我留一份。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饭菜也许很一般，但在当时，真赶上大餐了。我被她的豪爽、坚强时时感动着，温暖着，度过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我们还曾一起共同登台表演节目。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1971年，她离开了干校，被分配到杭锦旗乌兰牧骑，一年多的相处，我对她恋恋不舍，分手之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联系，我还看过她的演出，她的骑马舞奔放、大气，绝对盖过时下最火的“江南Style”。但时间不长，大概一年后就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她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这个时期，我也从内蒙古回到内地，成家，生孩子，繁忙地工作。但我内心深处一直深情地呼唤着：“石小红，你在哪里？你过得好不好？”退休以后，几次和兵团战友聚会，我都托内蒙古的战友打听她，但都是无功而返。我的心结被我的朋友韩胜杰夫妇得知后，主动要求帮我寻找。他的父亲张曙光是河北省的老省长，曾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他们托他父亲在内蒙古工作时的秘书邢宝玉（保定知青，兵团战友，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帮忙。邢宝玉听说我也是从保定去的兵团，非常热心。在他的努力下，我和石小红终于相见，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她在杭锦旗乌兰牧骑工作一年半，因为“出身”不好，是“狗崽子”，不能占领工农兵舞台，又被分配到伊盟养路段。在此期间，她过早地结婚成家，嫁给同在乌兰牧骑工作的一位草原牧民的儿子（1996年遭遇车祸去世）。1976年，石小红父母相继平反，她又回到内蒙古通辽市（哲盟盟委所在地），在通辽艺校当老师；1981年其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以后，她才又回到内蒙古艺校当老师。教的第一批学生中，有著名歌手斯琴格日勒。在内蒙古艺校，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担任了舞蹈系主任，学校副校长。1992年调到内蒙古建华公司，2007年调到内蒙古公安厅直至退休。她深情地说：“我虽然历经坎坷，但始终未忘记那一段干校的生活，未忘记你我之间的友谊。”因我当时是从保定去的内蒙古兵团，委托的朋友找她联系时说我是石家庄的，而她在石家庄并没有熟悉的朋友，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重要的细节被忽视，导致我们相见恨晚。

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就是知青岁月；这是一种永远的情结，就是知青情结。

编辑： 张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