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念新制度新机制凝心聚力破解难题 创新引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竭动力。近年来，政法综治战线面对新的阶段性特征，不断拓宽视野、开阔思路，积极推动社会治理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孟建柱在讲话中要求，要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积极推动理念、制度、机制创新，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联动融合增合力

联动融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已经进入到一个融合的时代。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各类风险跨界性、关联性增强，没有哪类风险不需要综合施策，也没有哪个地方和部门不需要协调配合。

目前，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单干、分割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比较突出，致使资源、力量难以统筹，程序、规范难以对接，条条、条块、线上线下难以实现一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提高。

10月11日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全局观念，摒弃本位主义，更加注重设施联通、信息互通，更加注重力量统筹、资源共享，更加注重程序对接、工作联动，更加注重地区协作、条块互补，更加注重线上线下一体互动、相辅相成，增强社会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主动适应新形势，以联动融合理念为引领，着力破解难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江西依托信息系统，建立全省统一的综治中心，纵向贯通省、市、县、乡、村，横向集成各成员单位资源信息，实现了涉稳信息收集、治安形势研判、矛盾化解督导、应急处置调度等诸多实战功能，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方便了人民群众。

上海、安徽等地以党建融合为纽带，推动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结对共建、交叉任职、活动共联，增强了基层治理合力。

会议提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借鉴这些做法，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形成社会治理工作合力。各级综治委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建设好综治中心，搭建好工作平台，充分调动各成员单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开放共治解难题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现代社会，政府单打独斗已经不再适应人们对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新要求。

实际上，政府、市场、社会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尽相同的资源手段、行为方式、责任担当。只有分工负责、良性互动，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治理好社会。

但在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依靠专门力量多、发动社会力量少，采取行政手段多、运用市场办法少，无形中制约了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

会议提出，要以开放心态、宽广胸襟，平等对待各类社会主体，以开放性架构、市场机制吸纳社会力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形成多样化治理模式，努力实现社会共治。

北京、四川等地把那些政府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通过成立多元调节发展促进会，培育、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医患、劳资、物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矛盾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G20杭州峰会举办前后，浙江省充分发挥“乌镇管家”武林大妈”“西湖群众”等3.5万余个社会组织的作用，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有力提高了平安建设水平。

实践证明，社会组织既能把政府的政策传递到群众中去，又能有效反映群众诉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

重庆市江北区在区、街道、社区三级选聘有能力、有热情、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能人”成为综治特邀委员，为“能人”参与综治工作提供舞台，帮政府排忧，为百姓解难。

吉林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法学会在全省建立法律服务站2873个，通过5000多名法学法律工作者的参与，在法治轨道上营造出社会共治的生动局面，大量纠纷在源头消解。

会议提出要加快培育与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发挥好他们在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发挥好自愿交换、平等竞争、商业运作等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辽宁等地在推进智能安防中，采取民营资本投入为主、受益居民适量出资、政府购买服务、保险公司托底等商业运作模式，提高了安防项目运营质量和居民安全感；贵州则搭建起大型货车综合服务平台“货车帮”，通过建立司机、货主失信标记机制，实行信用与利益挂钩等市场办法，激励司机和货主诚实守信，预防减少了矛盾纠纷。

会议指出，各地要善于运用市场思维、市场机制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善于运用利益引导、商业运作推进开放共治，善于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外包、保险等方式化解矛盾、防控风险，提高社会治理市场化水平。

平安建设需要各行各业切实承担起社会治理相应职责。

为严控高风险物品流入快递渠道，顺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除在收件源头开箱验视外，还建立了高风险快件管控系统（天犬系统），通过大数据决策树模型，对快件进行安全分析拦截，对有问题的进行再次重点查验。２０１６年以来，顺丰共预警风险快件近１５万票，截留违法违禁品近３００件。

会议希望各类企业能够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维护公共安全、建设平安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法治方式提效能

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具有权责明晰、程序公开、预期稳定的优势。实践证明，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时，很多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青海等地出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建立合法性审查、风险评估、公众参与等制度，对行政决策权进行刚性约束，预防减少了因决策不当引发的诸多矛盾。

会议强调，要善于运用健全的法治管住任性的权力，防止因不依法办事、侵犯群众利益引发的社会矛盾。要养成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纠纷的习惯，推动把利益诉求纳入法治化轨道；要把培育法治生活方式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发挥好执法司法、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教育在崇法尚德、移风易俗中积极作用，努力使循法而行成为全体公民自觉行为。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一个国家各领域基础性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有关部门围绕人、组织、物、网等基本要素，就建立公民身份号码、组织机构代码、不动产登记、网络实名制等制度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为加强社会治理基础性工作发挥了重要支撑。

会议提出，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加快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从事后处置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为实现社会善治提供制度保障。

实名制体现了行为自治、责任自负的法治原则，是预防打击违法犯罪的重要一招。铁路部门推行购票实名制后，列车上违法犯罪大幅减少，“黄牛”倒票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健全信用管理制度，可以有效激励社会成员诚实守信，预防减少欺诈现象。江苏、湖南等地建立交通违法与个人信用挂钩制度，通过增加保费、义务劳动等约束交通违法行为，取得了较好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建立健全网络化、自动化的执行查控体系和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惩戒体系。江西高院联合多家媒体及银行金融机构启动“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借助信息化手段，探索多元合作，掀起一股打击老赖的“江西风暴”。

产权制度是保护企业、公民合法财产的基础性制度，能够有效稳定人们的预期，对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适用物权法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不断加大对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肯定。

会议要求，要发挥好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健全依法保护产权的配套制度。完善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财产权的制度机制，依法惩治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总结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成功经验，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防止权利人赢了官司、丢了市场。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

“以创新为引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嘹亮号声已经吹响，政法综治战线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砥砺前行，为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付出更多努力。（记者蔡长春）

转载：《法制网》201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