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高昂婚姻费用或引发纠纷或一夜致贫 11部委发文提倡婚事简办
婚姻法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一法律规定。法律是否应规定彩礼金额,仍存争议。不过,研究者认为,基层治理有助逐渐摈弃旧风俗、树立新风尚。
“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
这是一段民间顺口溜,却反映了农村“天价彩礼”已成为贫困地区奔小康路上的一只“拦路虎”。少则十几万元、多则二三十万元的彩礼,让贫困家庭一筹莫展,许多小康家庭甚至因一桩婚事返贫。
社会各界对“天价彩礼”关注已久,却难觅解决良策。按照传统观念,结婚彩礼既是风俗习惯,也是家庭事务。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至少从表面上看,彩礼再高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外人似乎很难介入。
不过,近期,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11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
结婚成本急剧上升
彩礼制度源远流长。在远古氏族时代,男女双方欲结合为配偶,需要由男方赠送给女方两张鹿皮作为礼物。故有“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这可以算是彩礼的原形了。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彩礼以生活或生产物品为主,在实用方面比较讲究,不仅包括烟、酒、茶、糖,还包括衣料、被褥之类,脸盆、热水壶等也在其中。家庭条件特别好的也有送现金和首饰的。
现在,彩礼在整个婚姻支出中占有重大比例。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彩礼变化进行过梳理。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三四年才能结得起婚。
从2000年开始,婚姻消费可谓飞涨,彩礼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年至7年才能负担得起。如果考虑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那么将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年至16年才能负担得起。“这还是几年前的推算,如果放到现在,大概得要20年才付得清。”刘燕舞说。
西安交通大学的姜全保博士曾经对全国百村的光棍情况进行过调查,在他看来,彩礼飞涨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他说,性别失衡对婚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结婚成本急剧上升。当稀缺的女性被分配到数量更多的男性中间,就会使男性形成竞争,男性为了增加结婚机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
此外,在走访中,一些女方家长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父母抚养子女、成年子女赡养父母一直是家庭所具有的功能,也是法律规定的每个家庭成员应承担的责任。从利益的角度考虑,抚养与赡养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与回报的关系。因此,彩礼被看成是对父母赡养费的一次性给付,给付彩礼后女儿和父母之间的赡养关系就此终结。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近年来,因高额彩礼所引起的案件比比皆是,仅2015年上半年,全国就发生了多起因高额彩礼引发的血案,可谓触目惊心。
在这些案件里,凶手不全是邪恶之徒,但无奈的是,他们法律意识淡薄、感受不到希望,在绝望和无助下,选择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美好的爱情遭遇残酷的现实,诺言在真金白银面前会显得苍白无力,这很容易引发一个人的邪恶念头,悲惨的故事就此开始。
当前,一些女方父母“不择其婿之贤否、年之相若,但多得索聘资即乐与之缔婚”,即在嫁女儿时,不问男方的人品,先问彩礼多少,在订立婚约时明示彩礼数额,而男方以给付彩礼为代价换取婚约的成立,这就使婚姻具备了买卖的性质。
“彩礼的数量较大,容易引起婚姻的变化甚至破裂,并产生一系列的纠纷,甚至上升为犯罪。近些年我国城市化不断扩大,刚进城的青年可谓一贫如洗,在筹措结婚高额彩礼的压力下,很有可能会走向贪污腐败等犯罪道路；高额彩礼也是引起骗婚和拐卖妇女的原因之一,在巨大利益诱导下,难免会有人铤而走险,通过欺骗和拐卖妇女牟取暴利。”从事相关研究的北京律师程子峰向记者介绍说,很多因支付不起高额彩礼而“被光棍”的大龄男青年,在生理和心理的作用下,渐渐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对于高额彩礼问题,有关部门并非无动于衷。
2015年6月,甘肃省庆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倡导婚俗新风加强农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见》,将杜绝“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禁止媒人借婚介敛财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中,印发全体村民家庭执行。
安徽北部地区砀山县,在2015年3月曾采用行政手段治理“天价彩礼”,除了要求公职人员率先作出表率,还倡议群众婚前彩礼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
可就在当年的6月16日,相邻的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农村青年孙某将准丈母娘与女友杀死后服毒自尽。起因正是准丈母娘因为长子结婚需要15万元彩礼,不得不将压力转嫁到准女婿孙某身上。孙某留下遗书,表示杀人原因是彩礼压力过大。
“哪有这么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面对基层治理,这是不少群众的一致意见。
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
是否听说过“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对于这样的问题,在线下以及线上总共98名接受记者调查的人中,只有8.66%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听过,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不知道我国婚姻法有这样的规定。
“这正是大部分民众在彩礼问题上法律意识淡薄的根本所在。”在北京某婚恋机构担任咨询师的赵晓雪向记者介绍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给付彩礼的习俗在当地以‘民间法’的形式存在,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此,尤其是在农村尽管出现了许多实际上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此外,程子峰对记者说,目前立法中没有涉及到彩礼数额,一方面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习俗不同,另一方面考虑到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姻文化中的一种礼仪性事物,不宜将法律过分渗透其中进行规制,以免弱化了婚姻表达的情感因素。
“但是,不从立法层面去规定彩礼数额,会使得彩礼数额出现混乱的局面,以至于出现高额彩礼。在一些彩礼案件纠纷中,有人认为彩礼就是大额财物,那么对于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则有不同结论。由于没有数额规定,给婚姻当事人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攀比、求异的不正之风。”程子峰说。
对此,研究相关问题的受访专家表示,在顶层设计上,相关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曾专门针对青年婚姻市场的彩礼定价进行调研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研究人员建议,在基层实践上,可通过村规民约进行理性教育。近年来,很多地方立足当地实际,根据群众意见制定了村规民约,有的地方还自发成立了村民自我管理的组织,专门打理村里传统风俗方面的事务。比如,有的村成立红白理事协会,在治理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如果基层政府借鉴这种模式,在结婚彩礼方面,鼓励引导农村地区成立相关协会,让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也有助逐渐摈弃旧风俗、树立新风尚。（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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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男女自述:“扼杀”婚姻的彩礼
最近两年的圣诞节,陆元盛都玩得很“疯狂”。在这个34岁的北京白领看来,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春节日益临近。
单身未婚的“标签”让陆元盛在自己的家乡成为“有名”的大龄男。在陆元盛位于黄河北部的家乡,“大龄男”的身份让他的父母抬不起头,因为“大龄男”甚至会被指责为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在和记者交谈过程中,陆元盛又接到家里的电话,父母在电话中下“命令”——春节回家必须相亲。“他们已经订好了4场,其中有个离异的女人,大我3岁。”放下电话,陆元盛有些无奈地摸了摸头。
彩礼涨幅快赶上楼市
“没钱就没机会。”在陆元盛看来,这就是他至今单身的症结所在。
三年前的春节,亲戚曾给陆元盛介绍过一个他很满意的女孩,在他印象中,“女孩有双漂亮的大眼睛”。
不过,在不超过二十次的见面约会中,陆元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一部苹果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还有好几套至今连名字都叫不全但一件上衣就要好几千元的服装。
“后来,我去提亲,却被拒绝了,理由是我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陆元盛摇了摇头,有些迷惘地问记者,“我还得多大方”?
在总结这段恋情失败的原因时,陆元盛想起一个细节,他和女孩曾聊过怎么办婚礼,“我当时说,我父母都是务农的,身体也不好,我不想再花他们的养老钱,我自己筹彩礼和婚礼钱。说完以后,我就感觉两人开始渐渐有些冷淡”。
那个时候,也就是2013年,陆元盛家乡的彩礼已经涨到了16万元左右,还有附带的车子、房子要求。“一旦男方年龄偏大或者有其他劣势,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这种提高彩礼会产生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陆元盛说,家乡还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后来,陆元盛在北京又认识了了一名女孩。这次,陆元盛学“聪明”了,不谈关于婚礼彩礼的事情,只是勾画两个人的婚后生活。不过,左绕右绕,彩礼终究是回避不了的话题,“还好,这回不算‘狮子大开口’,女孩家要10万元,没要求在北京买房”。
“当时,我月薪6000元,再加上租房的开销,一年也就是一两万元的积蓄,如果完全由我自己出10万元,还真是困难。”陆元盛回忆说,“当时,朋友还给我出过很多损招,比如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当时我就回绝了。不过,朋友说,不少人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借钱,叫作“小利贷款”。
“在农村,没有公职的人很难取得银行贷款。小利贷款在农村颇为流行,由一位双方信任,且较有经济实力的中间人担保,借款人依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灵活。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利息约在1到2万元之间。”陆元盛说,后来算了算,“利息太高,这几乎是当地农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就在左算右算中,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有一天,女友给陆元盛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工作调整,我去深圳,后会无期’。”陆元盛说,当时他就蒙了,“难道又是‘彩礼惹的祸’”。
不过,陆元盛说,自己还算幸运的,起码还看得见曙光。
他告诉记者,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增长速度令人震惊,大概是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我有朋友甚至调侃,那边彩礼的增长速度和北京楼市有一拼”。
父母借钱父母还债
陆元盛的父母并非不想出彩礼钱,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通过电话,记者和陆元盛的父亲陆大力取得了联系。
“巨大开支”,这是陆大力对儿子结婚彩礼花费的评价。“我们这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为了给儿子订媒、结婚,一般要花十几年时间攒钱。”在陆大力看来,彩礼金额的直线上涨导致男方家庭负债累累,给儿子订媒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攒钱,婚后的债务更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这不仅对于幸福生活无益,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他们的养老生活。
“我们一年收入也没有几万元,前年我和老伴接连生病,花了不少钱,现在家里不能说家徒四壁,但也所剩无几。”电话里的陆大力总是在叹气,“孩子一结婚,老人的负担就重了。结婚前得盖房,盖房就得赊账,没办法。”
在陆大力的叙述中,对一个普通农户来说,彩礼是一项巨大的开支,这笔钱需要他们积攒十年甚至几十年来支付,这包括新房的布置、订媒时的费用。有些家庭为了给儿子结婚,负债累累,有的甚至结婚以后好几年都没有还清。而且,儿子并不承担还款责任,不管是房子还是彩礼钱、结婚时的花费,全部都由父辈借、父辈还。
在记者走访中,持相同观点的父母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父母为儿子订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而产生的花费也应该由父母来承担,由此欠下的债务也应该由父母来偿还。
对于父母的“还款”,在北京工作的胡小凤是这样表述的:“我大哥结婚时,家里还凑合得起,房子是我爸找人盖的,订媒时的大礼也不多。等到二哥结婚的时候,我爸七拼八凑才把房子盖起来,还要给他订媒。家里没钱,没办法,我爸就去我二姑那借了1万元。”
面对“钱是谁还的、什么时候还清”的问题,胡小凤也用了“当然”二字,“我爸还的,那时候我还在上学,也得花钱。幸亏是向我二姑借的钱,我爸说慢慢还吧。那时候,我爸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还在工地做小工,天天累得不行。钱是什么时候还清的,我也忘了,反正也有一两年吧”。
在北京做小时工的杨英则更加辛苦,一夜返贫——为了支付结婚费用,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了15万元的外债。
即便不容易,但在记者走访中,几乎所有受访的父母都把为子女置办婚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子女未能如期订媒结婚,父母则会自认为是他们的“问题”,是父辈的“不称职”或“不误正业”造成了子女的婚姻困境。
“不仅我们自己这么觉得,周围人也这么觉得,这让我们的心理负担太大了。”陆大力说,他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10万元左右的彩礼,至少还要再借7万元,但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对于彩礼,陆元盛还想过一个办法——分期付款。不过,这个办法很快被女方家长顶了回来——“你以为买房呢”。
现在,陆元盛决定过完春节就换个工作,以期更高的薪金,因为“没钱就更没机会了”。
“天价彩礼”怎么算
“天价彩礼”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记者得到的回答可谓是“惊人”。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被访者说——“我们这里就是‘卖’女儿啊”。
地域是一些家庭评判彩礼钱的一个标准,很多家长会要求女儿不要找外省的对象。这其中有文化冲突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养老问题,跨地域所牵扯的养老问题往往会使彩礼价格上升。
在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我妈妈不希望我找外省的,10万元彩礼钱是底线,没有商量的余地。将来订婚,只增不减。如果男方是外省的话,彩礼钱至少要20万元。妈妈认为,如果我嫁到外省,回家不方便,无法照顾和赡养老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对彩礼形成因素进行专门研究,他们发现,虽然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认知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观念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价格的商定。社会变迁虽然使得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依靠个人的人力资本获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正是因为这样,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更加注重通过提高彩礼来降低未来的风险。
在北京白领王宁宁的记忆中,讨论彩礼就像一场拉锯战,而这样一场拉锯战或许正是一个缩影:
2015年2月,女方家长会见家族长辈,商讨彩礼事宜并准备起草“红单”(红纸上标明彩礼价钱与相应的实物等,实质上就是一张婚嫁凭证。同时,“红单”必须由长辈起草并双方签字方为有效)。女方家长提出的13.9万元遭到家族长辈的强烈反对:“你供她读书就不止10万元,13.9万元你能得到什么”“村姑都不止十五六万了”“人家二婚的都18万啊”“这么低的价格,你也别谈彩礼了,就让他们夫妻负责养老吧”。
最终,家族长辈参照婚姻市场中的标准价格并根据待嫁女王宁宁的学历资本,提出了20万元的彩礼定价。
不过,女方家长为了减轻女儿将来的经济负担,还是抵住压力,坚持13.9万元彩礼价格,不过将回嫁妆部分改为3万元,即女方家长净得10.9万元。此时,家族网络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彩礼的商定变为对传统程序的遵循。
家族长辈说:“按规矩,‘红单’签下去,彩礼的钱就必须一次性付清。”于是,在“红单”起草完,长辈尚未签字之前,女方家长给男方家长打电话确认,是否能一次性付清13.9万元。
男方家长在得知“红单”签下就要付清彩礼钱款的规矩后,由于经济上不能一次性付清,便提出不签“红单”。家族长辈因此很生气,不允许再谈订婚事宜,订婚宣告失败。
“在我家里人看来,13.9万元并不高,农村女孩的彩礼钱都十五六万元了,一个准研究生还只要13.9万元,这已经是我们家的底线了。其次,男方提出订婚,结果最后却是男方提出不签‘红单’,决定权不在我们,反在男方,这让我的父母觉得很丢人。”王宁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