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现阶段城市群是推动区域协调的一个重要途径

13.06.2017  12:05

  2017年6月6日,北京国际饭店,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  年会举行,会议主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型城市群的构想与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副组长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等参会。

  年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承办。

  论坛举办了“凤凰午餐演讲”,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做了主题演讲。“凤凰午餐演讲”,由凤凰财经研究院院长刘杉主持。

  以下为王一鸣演讲全文:

  刚才李扬老师说,钱在中央、势在地方。如果钱和势匹配,钱都在地方有个什么问题?中国区域差异是很大的,中央把一定的财力提上来是为了再平衡的需要。我要说的就是,中国的区域差异从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说是很大的,以前有一条胡焕庸线,这条线基本还没有改变,没有大的变化,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区域差距大是好事还是坏事?长期来说我们都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总认为中国区域差异大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从辩证的视角来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差异才有了回旋的空间。现在有些地区增速下来了,有些地区又上去了,现在增长率排在前面的基本上都是西部地区了。回旋空间使得增长周期能够拉长,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原来日本人有个雁阵模型,在中国这个验证模型也是成立的。

  新常态背景下区域发展有什么变化呢?2015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有10个省,这个图里用橘黄色标出来的,大概有5亿人已经超过1万美元了。内蒙怎么也超过了?内蒙不是西部地区吗?内蒙人口少,才2000多万人,它前些年煤炭收入增长高峰的时候人均GDP是不低的。这是我们进入新常态以后一个基本格局。

  昨天晚上也在思考新常态背景下有些什么新的变化呢?过去一两年我们用变异系数统计,本世纪初变异系数差距是缩小了,最近两年又在扩大,势头还在缓和,这个需要观察,从变异系数来看是在上升的。

  我们原来说区域差异是倒U曲线,基本的态势就是先扩大、后缩小,缩小了以后还会不会再扩大呢?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还会,他们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变化,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高端要素的高度聚集,它会带来这种变化,经验来看应该是成立的。

  南北的分化,传统上都说东中西,我们观察了好几年,这个是2016年的。可以看到增速最慢的几乎都在北方,快速相对都在南方,红的板块是最快的。2016年北方是天津,因为天津滨海新区投资量很大,像北方一些省份,东北、华北、西北,包括甘肃,还有内蒙,内蒙前几年很猛,现在都不行,包括新疆、陕西。2017年基本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原因就是,北方相对来说是资源型的省份,是重化工产业,现在资源型的都面临价格下跌,全球资源型产品都都下跌,重化工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面临的困难比较多。

  我去煤炭城市辽宁阜新看,转型非常困难,当地财政收入很低、负债率很高。东北养老金缺口也很大,年轻人外流,负债率很高,辽宁大概是400亿的缺口。按照这个趋势走,他们也说了到2020年怎么样,再往后怎么样。

  “一带一路”改变内陆区位条件。有些很死角的地方,现在变成一个前沿地带了,特别是随着亚欧班列的开通一下变成了前沿的地方。我观察的地方是云南,云南有一个中老铁路,接上中泰铁路,中铁铁路再跟新马铁路接上,整个都打通了,新马还没启动,我们在积极参与。还有从瑞丽出去到缅甸皎漂,皎漂这个管道是有了,长远来说如果用一个重载铁路打通的话,它对我们地理格局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从阿拉山口这里,如果西南方向也打通,内陆格局会有很大的变化。

  这几年来看内陆的开放度迅速提高,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有个城市的数据很惊人,香港到俄罗斯出口的货物价值量高的有40%通过重庆转口,为什么通过重庆转口而不走海洋呢?走海洋时间太长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现在中欧班列累计量已经到3000列了,开通城市在增加,最远到伦敦,到欧洲还有到马德里的,就是义乌的小商品到马德里。

  空间的集中度还是提高的。我们这个体制有一个特点,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往高等级城市集聚的。以前河北的省会是保定,后来到了石家庄。我没有考证过石家庄早期是不是个庄,至少它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城市,但是它一旦确立为省会城市以后,现在保定和石家庄的落差就非常大了。我们的资源是按等级来配置的,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文化设施、最好的公共服务设施一定在最高等级的城市。哪怕你是石家庄,只要你是最高行政等级了,慢慢的这些配置就过去了。这个跟我们现在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可以观察到,牛津、剑桥不在伦敦,哈佛不在华盛顿,它们怎么不到最高等级的城市去呢?医院同样如此,更不包括跨国公司总部了,美国跨国公司总部在华盛顿的很少,我们为什么大公司总部都在北京呢?我一直在思考,这背后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要素流动以后,它向高等级城市的集中,这就带来了城市群的步伐加快,要素配置的集聚度越来越高。这种提高有没有好处呢?刚才李扬老师说无增长的城市化,为什么要集中?为什么要城市群?经济学的解释上说,它一定比不是城市群更有效。总体上,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

  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是什么?背后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刚才出现了这些变化,中国要素流动市场化,真正市场化流动程度最高的是劳动力,尽管我们资本现在也是市场化了。但是应该说流动性最强的还是劳动力,劳动力一旦出现自由的流动以后,有些地区就成为净流入的地区,只要是经济有活力的地方就是净流入的。有些就是净流出的,比如我们到东北去,省会城市和大连还是净流入的,但是省会城市以下基本上是净流出的。我们也做城市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年净流入的基本是大城市,500万人以上的。现在从现实当中发现,比如武汉占湖北1/3的GDP,成都占四川1/3的GDP,还在不断的大,现在新区建设,成都天府新区,新区建设之后要素密集度还在提高,是净流入的。大城市净流入,中小城市、低等级的就是净流出的。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房子供不应求,三四线城市就是库存呢?跟这个也有关联性。

  高速铁路网,它会改变我们城市相对区位条件。有些原来很不重要的城市,但是一旦在这个路网的结点上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换中心。

  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商品的比价关系的调整,能源资源品、工业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型产品比价关系在发生变化,这个对我们区域的调整相对关系的变化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变化。

  外需和内需市场相对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外需是强劲的拉动作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增长放缓,国内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市场成长性的增强相对关系变化,中国是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内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在国内市场能不能站住脚,这个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因素。只要是人口大省,对外部要素吸引力都比较强。

  比较优势跨区域梯度转移,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变化。

  最后还得关联到城市群。

  总体上我的看法是,现阶段城市群是推动区域协调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是我们现代工业的载体、市场的载体、信息平台的载体,在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下,它是有利于适度规模经济的,规划的好也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但是我们过去的视角,城市群主要是着眼于竞争,城市群这种形态有利于国际市场的竞争。我们经常举的国际上的一些城市群,比如像纽约、伦敦、日本东京湾等地区,我们谈论这些城市群基本视角是有国际竞争力,能够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够提高效率、信息能够共享、外部成本、范围成本都可以变低,有利于提升竞争力。所以我们从这个视角去看,现在中国可以说真正能够排到第一方阵的是长三角,它是可以进这个方阵的,有这么大的规模和影响。

  但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识的长三角无论是“1+14”也好还是“1+15”也好,我们再用现代的工具分析它,我们用手机百度定位再分析以后,可以分析它相互间的关系,因为手机跟着人走的,人的流动、相互之间往来的关系,比你原来想象中的用行政边界去定义的这个城市群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它包含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现在可以用一些更好的工具去定义它。按照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研究、观察,用大数据,用现代的这种定位方式去观察,可以看到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因为手机能够观察的,不知道是不是跟经济吻合,城市群的分布形态用大数据的分析跟规划不完全的吻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按流动总量来看,流动量最大的是珠三角,其次是长三角,然后是成渝地区,然后是京津冀,这跟我们传统观念的想法似乎是不吻合的。

  按照百度大数据,可以看到人的分布形态,这个跟我们第一张图基本也是吻合的,现在手机都有定位了,所以这个分布形态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各城市群的人口密度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来,京津冀也不是在前面,长三角密度是最高的。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中心城市,中心度有多大?这个也可以用大数据来观察,也得出来一些我们原来很难想象的结论,比如成都是一个很中心的城市,它跟各方的关联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要逻辑上推是推不出来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里是重叠的,然后成都,从人交换的次数以及各种要素来看又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把京津冀放入,这个是用灯光数据看北京、天津和其他城市的关联关系,可以看得出来,大致的格局,引力和发射能力到底有多大。过去几年重心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致也可以通过数据做一些推导和分析,我说这些要表达的意思归纳起来就三点。

  一、因为我们要素越来越集聚,这个阶段可能还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特别是现在服务业和高端产业,大部分是以大城市群和城市群作为平台、载体的,所以要高度重视大都市圈城市群,还要重新认识这里面的规律,要用一些新的手段去认识它的成长规律、内在的空间规律,我自己也没认识清楚,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去认识的。

  二、怎么去矫正这种优质资源按行政等级配置的体制呢?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管理的权限能不能适当的往中小城市,有利于城市群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城市独大,这样不是一个生态链。

  三、由于高铁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员的流动方式,正在改变我们传统的以行政为单位的规划理念,所以我们需要突破行政的框框,能不能以城市群和大都市群为空间单元来做规划、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生态环境,比如京津冀要生态环境改善一定是要以这个尺度,要整合起来考虑,要不你说光北京采取措施了而河北没采取,这个没有用。

  以上是我肤浅的判断。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