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相比被骗钱 隐私暴露更可怕
28.07.2016 16:35
本文来源: 卫生厅
“是孙伟吗？我是北京疾控的工作人员，你是2014年在我们这里确诊的HIV（艾滋病病毒）阳性吧。”7月15日清早，孙伟（化名）接到一个以“170”开头的电话，对方一上来就准确说出了他的姓名、身份证号、HIV的确诊时间，甚至连他平时在哪里拿药都一清二楚。孙伟说，随后，对方以政府提供6800元补助为由，要求其交纳2400元的手续费。“对方自称北京疾控人员，却带着很重的广东口音。”虽然有所怀疑，但准确全面的个人信息以及高额的补助金，让来京务工的孙伟像提线木偶般在对方指令下将钱款如数汇出。
“据我们统计，除青海省外，全国目前已有30个省份的275名感染者接到此类诈骗电话。”艾滋病防治公益组织白桦林全国联盟负责人白桦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几乎是一夜之间”。以北京市为例，截至7月17日，该组织共接到36例报告，而7月15日仅有1例。“对方多用‘170’‘180’开头的电话号码，这仅仅是我们一个组织的统计结果，可以想见，波及的范围应该很大。”
白桦说，目前，275名感染者中只有3人被骗取钱财，其中北京2人、甘肃1人，总金额在6000元左右。很多感染者已通过网络了解到这一情况，不再轻易听信此类电话。
相比被敲诈而损失钱财，孙伟更担心的是个人信息的安全。7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关于此事的回应中，呼吁接到此类诈骗电话的感染者及时报案，以协助公安部门尽快破案。“而一旦报案，很难保证感染艾滋病的事不被身边邻居或亲友知道。”孙伟说。
目前，已有感染者的生活因信息泄露受到影响。“一名感染者下楼买菜未带手机，犯罪嫌疑人的电话被家人接到了，对方将感染的事情告诉了此前并不知情的家人，家里因此炸开了锅。”白桦说。
泄密原因尚不能确定
艾滋病防治公益组织携手明天工作组负责人林霄分析，犯罪嫌疑人获取感染者如此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大致有两种渠道：一是内部人员有意或无意泄密，二是黑客入侵信息管理系统。事情发生后，舆论的矛头逐渐指向处于“信息金字塔”顶端的中国疾控中心。“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各地疾控只掌握本地感染者的情况，这么多省份感染者的信息只有中国疾控中心的信息系统才有。”
但林霄表示，“各地疾控只掌握本地感染者信息”的说法并不准确。以北京市为例，有些医院、区疾控甚至社会组织都掌握着数千名感染者的信息，从技术上难以百分之百保证感染者的个人信息安全，泄密渠道也就存在多种可能。
中国疾控中心关于此事的回应称，国家艾滋病感染者相关信息系统被列为国家网络信息重点安全保护对象，并且按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进行管理。发现诈骗情况后，中国疾控中心立即启动了信息系统安全应急响应，对相关信息系统开展信息安全排查，并进一步提升了相关加密措施。
一位不愿具名的网络信息安全专家表示，包括国家艾滋病感染者相关信息系统在内，我国有500多个国家重点保护系统，目前分为4个安全等级，四级为最高等级。对于此类系统里的信息，都采取了加密措施，“进一步提升加密措施”是指再次收紧信息管理权限，“很多以往能看到感染者信息的人现在不能查阅了”。
此外，这位专家表示，如果确为黑客攻击所致，那么对方并不需要直接攻击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络，通过侵入基层的信息系统进而修改管理权限，同样可以盗取中国疾控中心的信息。“这种情况曾在其他病种群体中出现过。”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疾控中心的艾滋病感染者信息管理系统并未遭受黑客攻击。
担心举证难、信息再曝光
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巍表示，案件涉及感染者个人隐私泄露以及诈骗财物两个层面问题，犯罪嫌疑人以发放补助为由获取患者的信任，骗取患者大量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我国《刑法》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2000元以上可追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高可处无期徒刑。
对于感染者信息安全，刘巍表示，国家法律也有相应保护，《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感染者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但刘巍坦言，由于存在举证难以及担心个人信息再次曝光等问题，感染者很少会提起诉讼。目前，绝大部分诉讼案为感染者状告媒体，“因为媒体报道比较容易取证”。
此次诈骗事件也将实名制原则再次推向风口浪尖。自2012年开始实行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原则，要求受检测者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现住址等真实信息，同时要求检测机构为受检测者保守信息秘密。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表示，实名制有利于治疗和预防，“尤其是在防控重点地区，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但由于担心个人信息安全，实名制在推广初期曾一度遭到各地感染者抵制，个别地方的疾控中心甚至出现了零检测的情况。此时，社区小组的作用得到了彰显。“我们了解感染者，感染者也信任我们。”林霄说，社区小组成为疾控中心和感染者间的桥梁纽带，为提高检测率进而发现感染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并不反对实名制，但疾控中心等机构必须承担起保护感染者个人信息安全的责任，一旦泄密，必须追责。”林霄说。
本文来源: 卫生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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