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明天 谁来给孩子们看病

21.01.2016  09:41
  伴随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儿科医生荒这个医疗界的老话题,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特别是日前上海、广东、江苏多地接连出现儿科急诊停诊的新闻,让儿科医生短缺、人才流失问题,一下子成为“我们能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喜迎两孩时代”的一道限时必答题。然而,记者走进北京、辽宁等地的多家儿童医院实地探访时发现,儿科医生超负荷、高风险、低收入的境遇虽然一直被重视,却始终没改变……
  门诊等太久,病房挤破头——
  “带孩子看病太难了”

  “给孩子看病太难、太难了。”1月15日晚上7时多,记者在北京四季青医院的儿科门诊蹲点采访,碰上一对带孩子看病的夫妇。
   孩子的妈妈告诉记者,近期孩子的上呼吸道一直不舒服,咳嗽不止。“前天晚上,孩子觉得憋闷,声音也非常吓人,我们担心有危险,于是夜里12时多到儿童医院排队看急诊。”
   “可是现在急诊也不急呀。”孩子妈妈抱怨道,儿童医院晚上一共才3位医生出诊,可排队的人一大片。他们排了3个多小时的队才看上病,被确诊为喉炎后,孩子到凌晨4时多才做上雾化治疗。从医院出来后,为方便孩子治疗,他们现买了一台雾化器。
   孩子妈妈说:“昨天孩子又开始发高烧,怀疑是肺炎,得让大夫看一眼。但我们可不敢去儿童医院了,耗不起,幸好二级医院还不算紧张,等等总能看上。”
   急诊不急,这种情况在大医院普遍存在吗?1月15日晩9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儿科急诊室。候诊的长椅上,稀稀拉拉坐着20多名患儿和家长。本以为在这儿看病并不难,但记者和一位家长攀谈后才知道,他们是当天下午2时左右挂的号,到晚上还没看上。随后记者了解到,当天晚上,该院儿科急诊室只有一位儿科医生出诊。
   为了一探北京儿童医院看病的“难”,记者又起了一个大早赶到北京儿童医院门诊二楼,发现候诊区已被全国各地来的患儿和家长挤得水泄不通。10多个诊室的门全都敞开着,每位医生周围都被求诊者围出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弧形。记者使劲扒开咨询台前的人群,要靠喊,才能和护士说上话。
   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中小城市的儿科状况怎么样?1月17日周日,记者赶到辽宁省营口市中心医院的儿科病房采访。推开病区大门,映入眼帘的是病区走廊里满满的加床。该院儿科病房护士长董丽告诉记者,儿科病区共有52张病床,但目前已经加到107张,还向对面的妇产科病区借了两间病房。记者在靠近儿科病区大门的一张加床上看到,床上躺着两名患儿和他们各自的妈妈。其中一对母子在孩子接受完治疗后,依偎在一起沉沉睡去;另一位妈妈正陪着孩子输液,满脸都是疲惫。
   孩子看病难,暴露出“医生少、病人多”的现状。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据统计,目前我国儿童患者每千人口只拥有儿科医师0.26人,与美国差了将近5倍。在没有放开两孩政策之前,我国儿科医生总量就已经缺少近20万人。
  干得多、挣得少——
  越来越多人不愿干儿科

   采访中,很多儿科医生都用一个词汇来总结他们的职业感受:疲惫。
   1月14日上午8时,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主任赵顺英从病房来到门诊楼,出当天上午的特需门诊。“一想到去门诊,心情就特别沉重。”一是病人太多,二是许多疑难患儿从全国各地来,能否帮他们解决问题,也考验着她的诊疗能力和水平。
   这天上午,北京儿童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张桂芳出的是普通门诊。和赵顺英要分出许多精力解决难症不同,她要应对的,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本不应到三甲专科医院就诊的轻症病人。记者陪同她出了不到两个小时门诊,她一直被数十名患儿和家长簇拥着,问病情、记录、听诊、开药……她的手和嘴必须同时运转。
   张桂芳无奈地对记者说:“有1/3到一半的孩子只是感冒发烧,在当地医院就能看。很多患儿家长会抱怨跟医生说不上话,其实我也想从从容容地花10分钟看一位病人,但现实条件不允许呀。就像流水线一样干,我们的门诊从早晨到晚上11时都看不完。”
   “在医学生眼中,儿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就业选择。”北京四季青医院儿科住院医师冯医生坦言,当年她来应聘的是妇产科。是儿科主任先一步“下手”,才让她“稀里糊涂”干上了儿科。“不愿意干儿科的现实原因之一,是待遇太低。儿科的用药和检查少,对医院的经济贡献低,而现行的薪酬分配制度和创收能力紧密挂钩。北京市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3500元,工作的前3年,我的工资低得都不够资格缴纳个税。”
   2013年年底,北京四季青医院儿科开设了新生儿监护病房。为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该院将新生儿监护室的夜班费提升为每天300元。冯医生告诉记者:“现在,夜班费成为我们工资收入里的‘大头’,大家都愿意挣这份钱。可即便加上夜班费,我们的收入还是比外科等热门科室差了一半还多。”
   除此之外,风险大、家长期望高、专业性质上的吃力不讨好也是让大家却步的重要因素。一位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告诉记者,儿科被称为“哑科”,病人不会表达,对医生的观察、判断和经验要求都很高,加上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里看得娇贵,稍有不慎便容易造成矛盾,不受尊重的次数多了,容易让医生心寒。
   “综合医院儿科承载了一半以上的儿童诊疗工作,但它正在萎缩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综合医院的儿科岗位已经失去吸引力。留下的,要么是真正崇敬医学、致力于为儿科事业献身的人,要么就是没有办法走的。即使像我们这种医院,最近10年间也先后有十几名医生选择离职。”这位医生告诉记者。
   采访中,多位儿科医生表示,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休过年假了。此外,2014年,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在上海、天津、福建、江西等7个省(区、市)开展的儿科资源调查显示,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是同一医院其他非儿科医生的1.68倍,收入却只有其他科室的46%。
  提薪酬、重培养——
  发展儿科得靠国家发力

   “现在,招儿科医生实在太难了。尤其是主治医师,已经出现明显的断层。”北京四季青医院儿科主任丁翠萍说,她一直想给病房添一名主治医师,承诺的月薪达到1万元,却招不来人。
   江苏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医院院长王军表示,现在的状况是,县级医院儿科招不到人、大型综合医院儿科招不满人。这种状况,与各大综合医院里儿科的经济收入排名“很靠后”不无关系。在综合医院里,如果没有医院在政策和投入上的倾斜和偏向,儿科很难发展。
   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解决儿科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和决心。为扭转儿科医生短缺的局面,去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自2015年起对儿科和院前急救专业人员开展加分考试。而这一政策从出现起,就受到大多数儿科医生的质疑。
   赵顺英说,“儿科降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策略本身是否合适却值得商榷。儿科专业需要国家的肯定和激励,但达不到要求反而降低门槛的做法,难以服众。这么说并不是唯分数论,但分数代表一定的学习能力,降低门槛会形成“儿科医生低能”的不良印象,长久来看不利于整体队伍的成长。
   王军认为,要摆脱儿科医生“累、穷、险”的恶性循环,核心是薪酬体制改革,并研究提升儿科相关医疗服务收费价格。当然,这也是整体医改的一部分。要让医生的收入和其专业劳动相关,跟看病的质量和次数相关,而不是和开了多少药、用了多少医疗器械相关,这样才能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和专业尊严。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付强认为,除了薪酬问题外,加强儿科医生的培养和教育,是我国医学高等教育改革和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能力建设的紧迫任务。上世纪后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在医学院校的本科教育中取消了儿科专业,代之以统一的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成为临床医学专业的一门课程,如今虽然已经陆续有医学院校恢复儿科教育,但这一改革依然弱化了儿科的学科实力,切断了儿科医生的一部分固定来源。医学院校应尽快恢复举办儿科专业,加强儿科医学生培养,同时加强规范化培训。
   倪鑫则认为,应大力开展儿科分级诊疗,通过有序分流,让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干该自己干的事。从2012年开始,北京儿童医院开始探索分级诊疗,联合北京地区综合医院建立了北京市儿科综合服务平台,2013年跨省组建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在此基础上,2015年6月18日推出非急诊挂号全面预约,进一步促进分级诊疗。这一系列措施效果显著,2015年,该院的门诊量比2014年下降了17万人次。
   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肯定对儿科医生的需求更大,儿科医生荒会进一步加剧。”王军说,儿科医生是不可能速成的,培养一名称职的儿科医生至少需要15年。在目前状况下,通过国家政策吸引动员更多其他专业医学毕业生从事儿科工作,也许是更快更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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