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两个大病家庭的焦灼

21.08.2015  09:57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率已超过95%,然而现实中,当一位家庭成员患上大病时,全家人仍会陷入恐慌之中,特别是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对于大病患者及其家人来说,推广、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已成为最殷切的期盼。
  医疗费最多一天花7000元
  在解放军第307医院血液科病房里,郭丹熟练地用刀子将苹果皮削下,再将苹果切成小块放到一次性饭盒内,然后走出病房,把饭盒放到护士站旁边的微波炉里加热消毒。躺在病床上的赵垒,目不转睛地望着妻子离开的身影。他,今年26岁;她,25岁;他们还有一个不到3岁的女儿。
  在没有被检查出患有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之前,赵垒最大的心事就是如何将自己的烧烤店转租出去。这家烧烤店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短短两个月就让赵垒赔了几千元。今年7月中旬,顶着火辣的太阳,赵垒一边忙着接洽转租,一边联系朋友,打算重新进入装修行业。然而,持续且强烈的头疼,让他不得不中止了为生计奔波。辗转几家医院就诊后,他被确诊患有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
  赵垒、郭丹和另外3对夫妻合租的出租房,也在马驹桥镇。在他们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内,一张双人床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床头贴着一张用复印纸打印出来的结婚照;狭窄的阳台上摆了一张小床,这曾是女儿睡觉的地方,后来因为空间实在太局促,只好把女儿送到外婆家抚养了。
  得知病情后,夫妻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然而,再没有钱,病还得治。在被解放军第307医院血液科病房收治前,医生就明确告诉他们,治疗首先要经过多个疗程的化疗,一旦效果不明显,随后还要进行异体骨髓移植。“医生让我们做好二三十万元的准备,甚至可能要五六十万元。”郭丹哀愁地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拿出这样大的一笔钱。
  然而,赵垒夫妇在北京均无固定职业。生孩子之前,两人曾经在工厂里做过流水线工人,拥有过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但工厂里收入太低,1人1个月只有2000多元,生孩子之后根本不够花了。”郭丹告诉记者,离开工厂后,两个人做起了小生意,就没想起来还要接续职工医保。
  两人的积蓄总共只有3万多元,加上向朋友们借来的2万多元,交上了住院押金后,赵垒开始接受第一个疗程的化疗。每天,护士都会送来费用清单,最多的一天花了6933.65元。到记者采访当天,已经十几天过去了,郭丹的心情日益焦灼,下一步的治疗花费该从哪里来?
  郭丹最先想到的是在老家的父母。14岁那年,赵垒只身从老家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县前往北京打工,从此只在逢年过节才回去。在老家,赵垒的父母共有6亩地、4间砖瓦房,其中2间是父母为赵垒结婚翻盖的新房。
  从老家赶来探望儿子的赵父对记者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了,种地的都是老年人。我们的地里主要种些玉米和小麦,一亩地一年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加上我平时在县城里打点零工,一年的收入只有3万多元。”
  为了给儿子看病,赵垒的父母拿出压箱底的7万元积蓄,老两口第一次来到了北京。“他那么小就出来闯荡,说实话,我确实对不住他。”面对郭丹,赵垒的父亲也狠下心表了态,“除了田地是国家的不能卖之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卖了换钱治病”。
  舍不得花10元租折叠床
  听了赵家人含泪的叙述,与赵垒一床之隔的患者韩其华感同身受,也流下了眼泪。
  来自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的农民韩其华,今年48岁,被诊断患有M2型白血病后,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到解放军第307医院接受化疗。“第一次花了4万元,基本靠自己的积蓄;第二次只能靠借来的十几万元了。”韩其华说,这十几万元来自他所有的亲戚,“多的1万元,少的5000多元”。
  “原以为把最后一个女儿嫁出去后,就可安安心心准备养老了。”韩其华告诉记者。然而,白血病击碎了他的梦想。为了陪韩其华看病,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起来到北京,在医院附近的居民小区租了一个卫生间大小的隔断间。“隔断间每天40元租金,儿子、女儿晚上就挤在里面睡觉。”韩其华的妻子李玉芹告诉记者,她自己就在医院的门诊大厅里打地铺。
  其实,病房里是允许病人家属陪床的,每晚花10元租张折叠床就行了。然而,一想到已经欠下的债务和今后可能进行骨髓移植的巨大开销,李玉芹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伸出自己的右手对记者说,1个月前她曾因摔倒被诊断为右手软组织挫伤,一听说治疗可能需要花上1000多元,她立马决定不治了,虽然“到今天,手还疼”。
  很多药品都不能报销
  无论郭丹还是李玉芹都知道新农合制度,两家的患者每年也都缴纳了新农合的参合费,但对于新农合的报销,她们都没有寄太大的希望。
  “听说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比较低,而且我们是在省外就医,报销比例会更低。”郭丹说,赵垒住院后,她曾四处打听过,了解到德州市新农合已经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1年最高的报销限额为15万元,“但是很多治疗药品都不在报销目录里面,实际能报销的费用和几十万元的治疗费一比,还是太少了”。
  与赵垒隔壁床的窦兴文已经有过新农合报销经历,这坐实了郭丹的担忧。窦兴文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被诊断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他是一名中学老师,参加的是保障水平较高的城镇职工医保。在闲聊中,他向病友们透露,他患的这种病只能化疗。“4个疗程下来总共花了21万元,结果医保只报销了4500元。治疗必须用从国外进口的一种特效药,1支就要13635元,这种药医保不能报销。”
  “生病生的不是时候啊,之前儿子结婚买房,用掉了所有积蓄。”窦兴文感叹,为了治病,大家的办法都一样——借钱。
  隔壁病房里,正在收拾东西的冯女士对记者说:“说句没良心的话,假设老爷子晚走几个月,我们家也承担不了了。我父亲得的是晚期肺癌,治疗了1个多月,总共花了16万元,用的都是靶向治疗药物,都不在医保报销目录内。我们当子女的,哪个不想好好孝敬父母,可一旦生了大病,巨额的医疗费用真让我们吃不消。”
  找公益捐赠靠运气
  当大病袭来时,几乎每一个家庭首先想到的都是要花多少钱。为了省钱,为什么不回老家看病呢,毕竟报销比例高一点、经济负担轻一点?
  “我们一直在北京生活,对老家已经不熟悉了,还不如选择北京这个相对熟悉的地方。”郭丹回答。
  “老家医院的技术能力不行,还是大城市里的大医院让人放心。”李玉芹告诉记者。
  对两位女性而言,尽管预计的医疗费用十分庞大,但让丈夫在大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显然是头等大事。回老家接受治疗,报销的比例会高一点,但多出来的这部分报销的钱,诱惑力不大;更何况无论报销比例多少,家里都必须先把所有的医疗费用垫付上,之后才能进行报销。而垫付意味着必须筹集足够多的钱,这就是一个家庭灾难性的医疗支出。
  经过几天思考后,郭丹委托在老家的姐姐,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孩子不能没有爸爸”的求助帖子,并留下了接受捐赠的银行账号。帖子里写到:“本来和和美美的家庭因为突来的重病,开始岌岌可危。两个家庭都是普通农民,一辈子在土里刨食,面对巨额医疗费用,都陷入了恐慌。”
  几天之后,陆续有一些爱心人士前往病房探视赵垒。“有的人留下200元,有的人留下500元,但总共也就1000多元。”郭丹表示,向社会寻求帮助一度让她感觉很难受,“虽然我们之前的收入并不多,但至少不用靠别人帮助,心里想的是多赚点钱让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如今,一切有关未来的梦想都已消逝,留下的只有挽救亲人生命的期待。
  这种期待能否转化为现实仍有着太多的未知数。“患上大病之后能不能得到帮助靠运气,社会力量救场是场持久战。”吴萍是湖北大学的一名学生,经常在网上为贫困患者进行公益募捐,为此还写了一篇名为《如何通过社会力量筹到手术的钱》的帖子。在她看来,真正能获得帮助的患者数量并不多,“毕竟我们每天都会在网络上或者新媒体上看到一些求助的帖子,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进行捐助。曾经想帮助一些患者获得更多关注,后来还是悲剧收尾了。事实证明,公益捐赠只能是医保制度的补充”。
  链接
  大病保险大事记

  2012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保监会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大病保险概念和制度框架。《意见》提出,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参保(合)人。大病保险主要在参保(合)人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动用,目的是对居民医保或新农合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同时,鼓励各地通过政府招标,选定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的原则为“收支平衡、保本微利”。
  2013年10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人社部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情况,指出已有23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确定120个试点城市。
  2014年年底,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提供的数据,全国各省(区、市)均开展了农村居民大病保险试点,试点县(市、区)共1468个,覆盖人口5.08亿,其中,辽宁、吉林、江西、河南、河北、重庆、青海和宁夏8个省(区、市)已经全面推开了农村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农村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共补偿了156万人次,补偿金额60.1亿元,大病患者实际报销比例在新农合报销的基础上增加了10%~1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则显示,80%以上的地市出台了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具体办法。
  2015年7月,在国务院“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吹风会上,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年说,截至今年4月底,31个省(区、市)均已开展大病保险相关的试点工作,其中青海、河南、北京等16个省(市)全面推开,分别有287个和255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大病保险工作,整个覆盖人口约7亿,有效缓解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确定2015年年底前使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对参保大病患者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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