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 每年新增7.6万家庭

14.10.2015  17:35

  50多岁的王晓莹(化名)永远记得2014年的一天,那天,她唯一的女儿永远离开了她。

  王晓莹是中国百万失独父母中的一员。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

  走不出中年丧子的哀痛,无处安放的暮年,往往让他们陷入绝望的泥潭。从2013年起,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直面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通过心理工作坊等创新方式,探索出了一条失独父母的心理救赎之路。

  红枫中心注册于1996年,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它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单亲家庭子女、失独家庭等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开展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项目、地震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等。

  今年7月,红枫中心的“失独家庭心理关爱项目”入选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社会创新项目百强。

   不怕死”的父母,等不到的未来

  8月12日,王晓莹接受了红枫中心志愿者的入户访谈,此时距离女儿离世将近一年。心理咨询专家、志愿者们爬上一段狭窄而陡暗的楼梯,在她家门前敲门许久,门才打开。

  王晓莹的短发已经花白。不大的屋子里摆放着各色洋娃娃,冰箱上贴满了一个女孩从小到大的照片。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志愿者轻声赞叹。而女主人哽咽着回答:“人家都说这两口子长得不怎么样,却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她天生有唇线,像画的一样……

  女儿的名字和“未来”同音,而死亡夺走了王晓莹最珍贵的“未来”。

  2014年夏天,女儿参加一次同学聚会,聚会结束后,要打车回学校上课。一个男同学刚买了摩托车,就提出载她回校。“男孩子没有驾驶证,摩托车也没牌照。”两个孩子都殒命于车祸。

  王晓莹的丈夫患有白血病,住在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听说后都傻了:这么一个好孩子,天天守着爸爸,怎么就没了?

  王晓莹总在掐自己,“也不觉得疼”:“我一定是在做噩梦:丈夫得了白血病的噩梦还没醒来,又进入了另一个噩梦。”她常在屋里找来找去:“我在客厅,怕女儿在卧室,去了卧室又怕女儿在厨房。”她常听到敲门声,跑去开门,却再也等不到她的“未来”。

  “我们遇到的很多失独父母都和她一样,失去孩子后几乎一切都被否定了,甚至失去了快乐的权利和基本的尊严。”红枫中心项目官员孙一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2014年10月起,她担任失独父母心理救助项目的负责人。

  今年7月19日,浙江杭州一对夫妇在独生女病故百日这天,双双自杀身亡。“悲剧的发生绝非偶然。”孙一江说。

  红枫中心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对北京100位失独父母进行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调查显示,60%以上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处于抑郁状态的、饮食及睡眠不好的均超过60%;有强迫症状的超过50%;有精神分裂症状的、人际关系紧张的、偏执的、敌对的,均超过40%;有自杀倾向的达到38%;感到自卑的高达70%。

  红枫中心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失独父母都“不怕死”。

  “对他们来说,‘还活着’都成了一件恐惧的事。他们怕生病,怕进养老院,怕上手术台找不到儿女为自己签字。”孙一江说。

  红枫中心副主任、首席心理专家刘凤琴指出,失独父母存在六大常见的心理误区:

  一是给自己贴“低人一等”的标签。二是主观臆测,认为别人故意在自己面前提到孩子,感到被歧视。三是不允许自己快乐,认为是对逝去孩子的背叛。四是不允许自己悲伤,否认、过分控制自己的情绪。五是情绪化推论,比如认为“我很内疚,所以我肯定做错了什么,我觉得很无力,肯定是好不了了”。六是负向注意偏差,“高度关注不幸的事”。

  这样的心理黑洞从何而来?

  孙一江解释:“多数失独父母始终处在创伤期,甚至包括孩子已去世一二十年的人,他们的心理创伤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自然疗愈。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又让他们感到自卑。

  在红枫中心的咨询对象中,有一位失独母亲赵晴晴(化名)患有重度抑郁。5年来,每天她一起来就打开电脑,进入儿子的网上灵堂,“然后发呆、睡觉,在梦里总是在死人堆里绝望挣扎……”丈夫在生活上把妻子照顾得很好,但夫妻交流很少,他不明白:“她为什么总这么闹腾?

  2007年,《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发布后,北京等10个省市开始根据特别扶助政策,为失独家庭发放特别扶助金。 2013年12月18日,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一政策,以北京市为例,自2014年1月1日起,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此外,北京市根据2011年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确保实现“双降”目标的意见》,对母亲年满49周岁的失独家庭发放一次性抚慰金3万元,每人每年发放特别扶助金2000元。

  “这些经济扶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独家庭的经济困境,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心理上的巨大伤痛,则是失独家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的心理黑洞如何填补,亟待引起全社会重视。”孙一江说。

   创新心理救助:“就像是不用麻药的手术

  心理康复,尤其是“失独”这样重大的心理创伤的康复,第一步最为艰难。

  “在失独项目中,寻找到服务对象是第一个难点,时常费尽周折。”孙一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很多志愿者吃过失独父母的闭门羹:“一说起这事我爱人就哭好几天,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不相信你们,哪有这种好事?”“我不想让周围人知道我是这种情况,你赶紧走!

  有一次,志愿者从街道办得知,陈丽(化名)的儿子在几年前自杀身亡,丈夫也因病去世。“但我们得到的手机号一直打不通,她在街道登记的住处也被拆迁了。好不容易得知她在某医院工作,抱着希望赶去,医院又说她辞职了。就这样放弃吗?我们不死心,又辗转找到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终于,我们在这位前同事的带领下,在一片拆迁工地的断壁残垣中,找到了那间平房——她的家”。

  这时,陈丽已经从能干的护士长,变成了眼神呆滞、行动和语言迟缓的中年女性。当志愿者热情地说明来意时,她的姐姐非常高兴,鼓励她要多出去参与活动,陈丽的脸上才露出了不太自信的微笑。

  陈丽已经很久不用手机,家里也没有座机。红枫中心的项目官员姜莹甚至担心她能否自己找到活动地点。第一次在座谈会上看到她时,姜莹松了一口气:“她不是没有能力,她是被悲伤困住了自己。

  红枫中心采用的心理帮扶方式是对失独家庭入户访谈、工作坊、小组活动、个案咨询等一系列活动。

  “我没参加这项工作之前很忐忑,特别怕触动失独父母的痛处。他们来报名参加活动填《90项症状自评量表》时,我们都特别小心翼翼,但还是有人因为一点儿小事突然暴怒。”孙一江说,心理学术语中,称这样的状态为“易激惹”。

  而“心理工作坊”这一团体咨询活动,正是让失独父母直面最大的痛处。每次活动由20~30位失独父母、1名导师、多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助教参与。

  担任工作坊导师的是刘凤琴。她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工作了15年,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为警察、教师、学生、医护工作者做过危机干预团体心理辅导,荣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之后,她又在8月18日带队赶往天津。